崔可夫和我通话时，怒气冲冲地质问我：“奥夏宁娜上校，你是怎么搞的，难道忘记我再三重复的命令吗？为什么在没有经过上级允许的情况下，就擅自使用报话机进行明语通话，难道不怕泄露我军的机密吗？……”
听着耳机里传出的一连串的责备，虽然我也憋了一肚子的气，但此刻也只能规规矩矩地保持沉默，一声不响地听着他的批评。等他的怒气发泄得差不多了，我才竭力用平稳的语气对他说：“报告司令员同志，德军出动了三十多架飞机，对马马耶夫岗连续实施了两轮轰炸。他们在轰炸的同时，还动用了重型榴弹炮和坦克炮对高地进行集中轰击。”
虽然崔可夫在发了一通火以后，怒气已经消了许多，不过依旧语气严厉地对我说：“你对我说这些有什么用？不是早就给你们下达了命令，再没有得到上级允许的情况下，一步都不准后退，要把敌人牢牢地挡在城外。”
“是这样的，司令员同志。我想请求您向我们的空军求援，让他们出动战机来支援我们，击退正在轰炸高地的敌机，和消灭敌人的坦克部队。……”
崔可夫没等我说话，就迫不及待地打断了我的话，用谈公事的口气说道：“奥夏宁娜上校，请你记住，遭到敌机轰炸和大炮坦克炮击的，不仅仅是你一支部队。假如每支部队遭受到攻击时，都要请求空军的支援，那么我们就算空军集团军再增加两个。也不见得够。”
当崔可夫说话时。我识趣地保持着沉默。把他所说的话一字不漏地听进去，并且考虑接下来已经怎么对他说，才能有可能获得空军的支援。
崔可夫又说了一大堆话，好不容易等他说完，我鼓起勇气向他解释：“司令员同志，可是马马耶夫岗的重要性，是其它防御地段所不能相比的，一旦失守的话。敌人就兵分两路，一路越过高地直扑码头，切断城市和伏尔加河东岸的联系；另外一路，则可以沿着公路冲进城市，和其它方向突入城区的友军汇合，把我们的守军一点点地消灭掉。”
说到这里，我有意停顿了片刻，等待着崔可夫做出的回应，以决定接下来的话该怎么说。因为我提到了德军会从几个方向冲入城市，也就等于说我们根本守不住城市。说得好听一点。是荒诞无稽的想法；说得严重一点，这就是失败主义的一种表现。
停顿了半晌。耳机里也没听到崔可夫的声音，前两天曾经一度冲进城里的德军部队，想必让他觉得我的话不是危言耸听。见他没有出言制止，我又继续往下说：“马马耶夫岗的面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敌人在这么大的面积投下如此多的炸弹和炮弹，我们坚守阵地的指战员们就算躲在工事里，不被敌人的炸弹炸死，也会被震晕。要是敌人的步兵在炮击结束后，就立即发起进攻的话，我担心高地上的部队不能在短时间内组织有效的抵抗。”
崔可夫听我说到这里，忍不住轻轻地叹了口气。从他的这声叹气，我察觉到他已经有点心动，连忙趁热打铁地说：“司令员同志，您难道忘记了近卫第35师的部队是如何在马马耶夫岗损失惨重，他们的师长又是怎么牺牲的吗？”。
如果说我刚刚说的话，只是让崔可夫产生动摇的话，随后提到近卫第35师牺牲的师长，则让他彻底改变了想法。他又重重地谈了口气，无奈地说道：“你说的我都明白，奥夏宁娜，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才把你和你的部队摆在了马马耶夫岗，因为我相信你们有能力守住城市的北大门。你放心，我马上和方面军司令部叶廖缅科将军联系，力争让他派出空军去支援你们。”说到这里，他突然厉声说道：“假如我给你们派去了空军，马马耶夫岗还是丢了的话，有什么样的后果，就算我不说，你总能心里有数吧？”
听到他松口，我也松了口气，连忙向他表态：“请司令员同志放心，我代表师向您保证，只要高地还有一名指战员活着，我们就绝不会把阵地留给敌人。”
“光说是没有用的，我要看你们的行动。”崔可夫说完这句后，又特意补充了一句：“记住，这次你违背命令，擅自使用电台进行明语通话的事情，我就不追究了。要是下次再犯的，我绝对不轻饶！”说完，就毫不迟疑地终止了通讯。
刚放下耳机和送话器，围在我身边的基里洛夫和阿赫罗梅耶夫就迫不及待地问道：“师长同志，司令员同志怎么说？”
我用手轻轻地掸掉从洞顶落下来的泥土，语气平缓地说：“司令员同志说他会立即和方面军司令部联系，争取让上级派空军来支援我们。”说到这里，我扭头四处打量了一番，感觉到虽然外面的爆炸声，因为两道门的阻隔，已经变得不影响我们用正常的音调说话，但室内的光线却明显变暗了。便扭头吩咐阿赫罗梅耶夫：“参谋长同志，你看看，工兵连把这个木门一安上，虽然说外面传进来的爆炸声小了许多，但指挥部里原来用来照明的两盏灯显然就不够了，你看是不是想法到什么地方再找两盏过来。”阿赫罗梅耶夫听我这么一说，马上点了点头，并把巴斯曼诺夫叫过来，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
巴斯曼诺夫刚离开，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阿赫罗梅耶夫连忙快步走到桌边，拿起了电话，说了两句后，便将电话递向了我，同时说道：“师长同志，是四团长盖达尔中校打来的电话。”
我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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