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要不是鬼子的高层特别笨，江结時这一次弄不好就把整个**给葬送掉了。为什么**在吴福线上站不住脚？因为第10军追的太快了。为什么**能够跟上海拍遣军迅速脱离接触，很快撤到这一带来，最后避免了被围歼的厄运，是因为上海拍遣军实在是没有力气追了。大家想，要是换了德军，会有这么便宜的事吗？
之所以八年抗战二十二次大会战（如果算上两次入缅，可以说是二十四次）当中，淞沪会战是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一次城市巷战？很显然江委员长嘴上不承认在上海打仗是失误，但实际上心里已经服了。从淞沪之后，所有的会战从无一次就是在一个狭小地域（南京保卫战是不得不如此，而且那个时候江结時还来不及觉悟）同日军周旋，说明委座内心已经认识到这一仗他打的不合适。
但不管怎么说，委座打仗，过分注重政治因素，指挥比较混乱，一直是他的弱点。
现在流行一种说法，就是淞沪之战并非江结時计划所打的战争，而是一步一步、阴差阳错才越打越大的战争。就像我几次提到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就是这样认为的。我在很早以前就说过，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一次我还是坚持这么说。实际上最晚到8月20日，淞沪已成为最重要的战场，因为这一天（这个决定肯定要早于这个时间）最高国防会议确定淞沪战场兵力为70个师。
当时中国说起来有183个师，实际上按照陈诚的说法，能够马上动用的也就是80个师。陈诚的说法很显然有一点缩小，但183个师是纸面数字是肯定的，大概马上能用的也就100来个师了。所以说穿了，国防最高会议的这个计划就决定了上海是**最大的主战场，这一点毫无疑问，我认为大家不要再争论了。
我在前面说过，在上海打一仗起初是蒋百里先生提出的。他在为军委会所做的各项军事计划中提出这个思路，主要战略考虑就是扭转日军的进攻方向，把从北向南变成从东到西。这种考虑刚开始杨才声也是很赞同的，因为中国历史上一直都很忌讳这个由北向南。这个时间大概是在淞沪会战几个月之前。杨才声唯一担心的一点就是，日本海军的舰炮威力。
百里先生提出这个计划的主要考虑是这样的：一旦日军占领华北之后，他的进兵之路就有三个方向。一是从山西进陕西，然后攻四川，这是蒙元灭宋之路；二是攻河南直取湖北，把中国东西分开。这也是陈诚最担心的路线，因为堵住了中国的西撤；三是进入山东，然后进江苏，这是满清灭亡南明之路。
中国历史上向来南征易、北伐难，从北向南胜利了不知道多少回；北伐胜利的，大概只有朱元璋和江结時这两次。百里先生不可能不担心这一点，他认为从北向南除了长江，中国几乎无险可守。但顺着长江从东向西打，地形逐步升高，可守之险地比比皆是。
百里先生这个计划当时委座并没有表态，实际上计划要在上海开战，时间大致上应该在7月的中旬之后，甚至是下旬。因为江结時此前一直都在庐山上面避暑，他回南京的准确时间是7月20日，也就是庐山谈话正式发表的第二天。
江结時没回南京之前，所有的军事研讨基本上都是何应钦主持的，每天晚上都在何应钦家里开会。因为当时负责军令部的徐永昌将军对这些会议都有详细的记录，我们由此可以知道就在江回南京的第一天的会上，蒋百里又重新提出了这个想法。
之所以百里先生又提出这件事，我猜想应当是原来的何应钦等人，并不支持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的想法。因为七七事变前后**一直的准备都是在河北决战，为此弹药粮秣（随杨才声去华北的林蔚就是负责这件事）以及空军都调上去了，部队也有不少已经抵达河北，有的正在去河北的路上、有的也在准备出发。事实上淞沪战场上的部队，有相当一部分要么是向河北开进途中转向上海的，要么是出发之前又把目的地改为上海的。
根据徐永昌的记录，当时在会上委座对于蒋百里的提议“不置可否”，说明江并没有马上就答应这件事。但他一定在犹豫，因为紧接着委座的德国顾问很快就这个问题向委座提出了报告，说明江结時征求过这些顾问对在上海打仗有什么意见。
悲剧的是，德国顾问团（最起码首席顾问法肯豪森将军）认为应该死守上海，理由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对于弱势的中**队来说，说穿了死守和决战不就是一个词嘛。不仅如此，到了9月份发现日军在杭州湾进行侦查和勘探（说明戴笠的军统这一次并没有误事）的时候，德国顾问又一次误导了委座。他们认为这只是日军为了转移我军视线的佯动，可以完全不予理睬（无语）。
因为委座特别迷信德国顾问，当然也不排除他对于百里先生也有一点迷信，所以委座到了7月底、最起码8月上旬，他就不再是“不置可否”了。而是批准了张治中的计划，开始准备在上海开辟一个逼日本跟我们全面开战的第二战场。而延至8月中旬，已经不止是第二战场了，他决定要跟日军在上海进行决战。
但不管怎么说，在上海开战在37年7月下旬之前，确实不是江结時一直以来的原意。相反，他一直强调的就是要一二三线配置部队、反对一次性把部队拼光。但让人惋惜的是，他自己的这些本来很正确的想法，他都自己统统推翻掉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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