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经院务审批就联合做手术的事终究引起非议。下午刚上班，宋博彦就接到医疗组电话，通知他去办公室说明情况。
他从外科大楼走出来，穿过停车场一眼便见到站在院子中间的唐糖，微仰着头，表情凝重，像是遇到很无措的事。出于好奇，宋博彦顺着她的视线往上看，想知道她到底在瞧什么，可天空湛蓝无云，附近除了几幢高楼，啥也没有。
莫名其妙！宋博彦收回目光，决定不理这个怪人，可刚想离开，却突然想到她应该也是被传话对象，便又调转步子，朝唐糖走去。
感觉有人靠近，唐糖立即回头，看清是宋博彦时，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你是不是也要去院务？”
宋博彦点头，还没进一步说话，就听见唐糖兴奋地叫到，“太好了，咱们一起走吧。”
望着主动倚靠过来的女人，宋博彦心里越发奇怪。她看起来为什么很开心？虽然不一定会被处分，但摊上这种事，不应该烦吗？更诡异的是，他竟然从她雀跃的语气中油然生起一丝救世主的味道，仿佛他帮了她什么大忙。
见他驻足不前，唐糖歪过头，不解地问，“怎么不走？”
宋博彦睨了她一眼，迈步向前。他带着她从喷水池后面的鹅卵石小路绕过去，看到行政楼时，唐糖自言自语，“原来又是小路……”
“你说什么？”宋博彦问。
唐糖摇头，“没什么。对了，这个聆讯是什么程序？你以前接受过吗？”
宋博彦挑眉，淡淡地说，“没有。”
“我猜是质问我们为什么不守规矩。其实，我挺纳闷，怎么会有两台手术联合做必须报院务的规定啊？”
“这样做方便院里协调人员，而且万一遇到纠纷，也好认定责任。”宋博彦如是说。
“怎么认定？是三方机构还是医院说了算？”唐糖歪着脑袋，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还有，责任由谁来担，是院里，还是谁主治谁倒霉？”
宋博彦沉默片刻，给出个模拟两可的答案，“要看情况。”
对他有所保留的回答，唐糖鄙视地撇了撇嘴，“你这人还真没劲，就咱们俩，你还说得含含糊糊。”
她的北京话一点都不地道，可听她不标准地说出“咱们两”时，宋博彦心浑然有种故知的感觉，像是遇见从小就一起长大的人，让他放下平日的戒备。
“不是含糊，是真的要看情况。”他逐字逐句，说得极认真，“医院等级、医生职称资历、病人家属情绪都会影响责任认定。”
“比如呢？”唐糖示意他讲清楚些。
宋博彦侧眸睨了她一眼，缓缓说，“比如咱们医院，认定结果就是我们说了算，而即使判定为医疗事故，金主任和普通主治医师的责任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犯错的都是临时工？”唐糖打趣道。
宋博彦没有反驳，正当唐糖以为他不想继续话题时，他却突然开口，“医患关系紧张不是某个医生或医院的责任，是体制的问题，我不能说医生中没有品德败坏的，可我相信至少没有一个医生是想把人治死。”
宋博彦顿了顿，话语中有浓重的无奈，“我们不是万能的，总有医不好的病，救不了的人。”
他的声音极轻极低，让唐糖觉得格外沉重压抑。是呀，在体制面前，作为医生能做什么？
没回国前，每次报纸上报道患者捅死医生，唐糖都要奚落一番国内的同僚，粗暴地把过错归咎到院方和医生身上。可这些日子，她跟着高时江一起坐门诊，越了解医院情况，越觉得在国内做医生真的不容易。
老百姓觉得看病难、看病贵，觉得国外医疗体系如何如何好，可他们不知道，绝对公益的仅仅是政府公立医院，富人和中产阶级一般是不会去这样的医院看病的，他们有自己的私人医生，会花钱选择更好、更及时的专家团队服务，不需要为了做个盲肠手术在医院排期半年以上。
而所谓的不要钱也仅是一个相对概念，实质上医院从没有减少过收费，只是这些费用由保险和政府来买单，据她所知，大多数美国家庭会把年收入的百分之十投入保险，来保障重大疾病的救助。
回国前，唐糖所在的安德森医疗中心是全美乃至全球最有名的癌症治疗医院，拥有一大批世界顶尖的权威医生，来自世界各地的有钱患者都会来这里求医。可即使是这样，那些权威一年的门诊量都抵不过国内专家一个月的病人。前两天，她陪着高时江坐专家门诊，望着电脑上密密麻麻的候诊编号，她突然想到，像高时江这样优秀的医生都没有在顶级医学期刊上发表过论文，或许很大原因是疲于应付不计可数的病人。
进了电梯，宋博彦看她低着头默不吭声，以为她刚回来，一时半会儿明白不了医疗界的痼疾，便叹气道，“有些东西，你以后就懂了。”
“我懂的。”唐糖猛抬起头，一双精亮的眼睛怔怔地凝视他，“我会区分什么是好医生。”
她眼神真挚、透明，直看得宋博彦偏开头去，悻悻地说，“哪你说什么是好医生？”
“你呀。”唐糖答得极自然。
宋博彦一怔，反问道，“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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