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跑。
宋主任倒在地上着急地大喊:“拦住他们,快拦住他们。”
可那些保安只是做做样子,并没有谁真的去拦住他们。眼看跑在第一的江十月就要冲到大门口了,忽然不远处传来刺耳的警笛声。江十月顿时一惊,立刻收回就要跑出厂门的脚步。
果然,几辆警车和好多辆警察专用摩托车冲进厂区,并在离蓝球厂50米左右的地方停了下来。具体看不清多少人,警车和摩托车上不断闪烁的红色指示灯却不断提醒人们:警察都出动了!
警察站在厂区,当然是代表厂方,肯定也是厂里请来的。虽然警察和治安队员们并没有任何对他们动武的表示,甚至很少人往这边看,但刚才还蠢蠢欲动的男工们立刻感到了某种无形的压力。
191。
很多男工退回到篮球厂的位置,“眼镜”和江十月看到后面越来越稀少的人群,只好垂头丧气地走回了人群。越来越多的人将行李搬到了蓝球厂,甚至有几个人想过来结工资。开始的时候,“眼镜”和江十月几个活跃分子还想象刚才一样到处游说,但点头的人越来越少,对他们的态度也越来越冷漠。
宋主任立刻亲自出马,走向那几个拿着行李想过来结工资的人。先是一个,两个,三个。。。。。。男工们很快排成了队,一边叹气一边交出各自的厂牌、厂服、饭卡、宿舍钥匙,经过我们各部门代表一一确定签名后,领了工资,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出厂门。
快到下班时间了,他们几乎都没有落脚的地方。有老乡投奔还是好的,没有老乡投奔的便联系几个相同命运的人,准备到偏僻的山上或很难被治安队发现的地方过夜。
有很多人哀求我们:“工资我明天再拿,让我再在厂里过一夜好不好,就一夜。过一夜你们就多扣了十元好不好?不,二十元,三十元,五十元也行。”
对于这些请求,人微而言轻的我们只好无奈地摇头。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只有十六岁的男孩,去年进厂时他借的是别人的身份证。他1。55左右,长得非常秀气,瘦弱得可怜。结了工资,他却抱着凉蓬边的柱子不肯走,他哭着求我们:“让我住一夜好不好,就一夜,我真的没地方去呀。”
胡海波问他:“怎么没地方去?是谁带你来东莞的你再去找谁啊?”
男孩可怜巴巴地说:“是我哥带我来的,可我哥得了胆囊炎,这边看病太贵,他上个月回家做手术了呢。”
我们面面相觑,都非常同情他。按刚才驱逐男工的办法,余武应该威胁他离厂的。但余威看着哭成泪人的小男孩,苦笑道:“我真的下不了手呢。”
但这时,除了这个小男孩,所有的男工都离开了。宋主任脸上露出了笑容,长舒了一口气说:“谢天谢地,终于都走了。”
回头一看抱着柱子的男孩,诧异地问:“这个也是吗?”
我试探着问:“他好可怜呢,能不能让他在厂里过一夜?”
宋主任向我一瞪眼:“出了问题你负责?”
我吓得立刻噤了声。
余武只好走过去,轻声说:“走吧。”破例没有象刚才对待别的男工那样粗暴和大声。男孩却仰着流满泪水的脸,可怜巴巴地望着他一下,忽然抱住他粗壮的大腿,哀求道:“求你了,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余武叹了一口气,但还是强硬地抱着他离开了柱子,另一手提着行李,将他送到门外。
我难过地看了一眼手中的“辞退通知书”,会计部结算工资那一栏有他歪歪扭扭的签名,我牢牢地记住了那三个字:刘小逢!
192。
在那一刻,我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等条件允许了,我一定要记录下他的名字,记录下曾经发生在广东东莞土地上的这段历史!
我相信,历史不会忘记,东莞不会忘记,我不会忘记!曾经有这么一个瘦弱而秀气的男孩,他的名字叫:刘小逢!
当天晚上,因为针织厂一次性解雇了160名男式,梭织厂那些放假的男工们也惴惴不安起来,他们四处打听是否梭织厂也要有一批男工被解雇。但所有经理级以上人员对于这个问题回答得非常绝对:“绝对不会!”
得到如此明确的答复,男工们安下心来。谁知第三天中午吃饭时,梭织四个车间又有160名男工的名字被贴了出来,并要示这160名男式吃过饭后到篮球厂集合。因为前车之鉴,男工们虽然个个骂声不绝,但还是乖乖地回宿舍拿了行李,没有象上一批被解雇的男式那样对峙和反抗。据代表梭织厂参加这次解雇事件的朱蜜说,这次只是象征性地来了几个治安队员,并没有象上次那样大张旗鼓。
留下来的男工们更加惶惶不可终日,特别是那些仍在放假的人,更是提心吊胆。很多人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知不知道,还解雇男工吗?”
那一段时间,笼罩在非典阴影下的“金秋”内忧外患,人人自危,不断有传言满天飞。这些传言有的是说非典的:哪里哪里又死了人;政府己取消所有大型集会,比如演唱会、人才市场等;所有工厂都停止招工等等。每个传言到来都让我们害怕好一阵子,厂里给每人发放了一只一次性口罩,要我们不到万不得己出门时一定要戴上。
还有传言就是关于那些被解雇的男工的,暂住证虽然没有过去查得严了,但依然没有停止。那些被解雇的男工们,很多厂本来就不招男工的,现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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