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8台注塑机的“啤工”和外面38台注塑机的“啤工”是每天轮换的，大约是十二底，我和吴少芬被轮换到那个小房间里。小房间只有一个窗户，常年开着空调。虽然如此，里面还是闷得要命。最主要的是，因为房间不透风，塑脱的味道非常大，刚进去我差点没喘过气来。不过因为是生产镜片的，环境要求较高，进去时要换上里面特有的拖鞋并戴白手套。
那几天，8台注塑机一直在生产一种新型镜片，我和吴少芬就是负责这台注塑机的“啤工”。瘦小的马课长带着文员孙丽不断地进进出出。孙丽是个江西女孩，戴着一副眼镜，虽然不漂亮，但身材很好。几天以后，她就和我们熟悉了，相互之间也说说话。
孙丽今年22岁，是师范生，毕业后就来了东莞。我原以为她的工资会很高，没想到竟然只是600元每月！这让我很是吃惊，原来孙丽因为没有经验，是以储干的身份被招进来的，所谓储干就是储备干部。和她同时招进来的还有二十多个人，他们进来就被分到不同的部门实习，她做文员还算好的，和她同来的几个大学生还被分到一线组装相机。
她对自己的前途很是迷茫，招他们进来的老板说做得好可以给他们加工资的。他们那一批人来半年多了，有的现在是部门骨干了，有的却还在一线拼死拼活做工人。孙丽说这话时神情十分沮丧，我却从她的沮丧中看到了希望。亮光厂在这点很好的，不象内地机关或企业那样，仅凭文凭决定一个人的前途。
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也是和她们站在一个起跑线上的，不是吗？
正在我这样想着的时候，马课长进来了，他要把我刚刚捡出的一组镜片拿给负责生产的老总过目。那组镜片我己按他的吩咐放在一张16开大的白纸上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才能原封不动地将这张16开的白纸拿到老总面前？
我早知道马课长能做到今天这个课长的位子，只是凭他八九年的注塑机经验，事实上，他连初中都没有上完的。此时，面对整齐摆放着镜片的这张白纸，马课长显然有些束手无策了。他尝试了几张方法都不行，便开始征询孙丽的意见。
孙丽更回地笨手笨脚，其中有一次还将摆放在白纸上的镜片差点弄乱了位置。马课长不满地“哼”了一声，挥手让他退到一边。但他自己，依然是束手无策的。当他尝试着将眼光移向我的时候，我知道机会来了。
50。
我胸有成竹拿过旁边一个盛装镜片的纸盒，纸盒比16开白纸略大一些。我先是将纸盒平放在那张16开的白纸边，然后用手轻移那张白纸，很顺利地便将那张白纸拖进纸盒内了。这是物理学上最简单的位移，我奇怪大学毕业的孙丽竟然会想不到？当看到白纸上的镜片端端正正在躺在鞋盒里，我看到马课长眼光一亮，微笑着冲我点点头。
孙丽也赞赏地望着我，表情很是复杂。我忽然想到我来东莞的目的：一是找到该死的湖南人齐月升，为我的三十八个父老乡亲报仇！二是我没有上大学，我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凭我的聪明和勤快，我一定要比上大学的同学们生活得更好！
现在看来，我来东莞是对的。湖南外出打工的人几乎都来广东，而来广东又多以广州、深圳与东莞为首选。东莞位于广州和深圳之间，治安总的来说不如广州和深圳。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藏一个人真是再容易不过了。即便如此，要想在并不大的东莞找一个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前提条件是，我必须在东莞好好地生存下来。从今天的事情来看，只要足够的聪明和勤奋，我相信我会比那些上了大学的人生存得更好，比如刚才那个孙丽。
只是我没想到一切会来得那么快，第二天早训时，马课长便在讲话时宣布，以后由我做b班的统计员。听了这话，所有的人都齐刷刷地将眼光望向我。我也感到很突然，一时间手足无措起来。
我们注塑部四十多台注塑机的产量是由专门的统计员统计的。统计员都是“啤工”出身，现在我们这个班的统计员文秀和另一个班的统计员不但是长相极为清秀的女孩，还都是在厂里有一定靠山的。我刚来厂被便如此提升，实在让很多人吃惊。
文秀其实是主动提出不做统计员的。原因是她家是在大山里，小学里读的是复式班，老师只有一名。虽然她也想学好，但那名老师自己不过是个初中毕业生，她又能学到什么呢？进厂后因为马课长是她表叔，便让她做了统计员，但她每天把报表做得乱七八糟，为这，挨了张培和马课长不少骂。文秀说，她才不稀罕这个统计员呢，她还是想做啤工，虽然累点苦点，但没有压力。
望着文秀如释重负的脸，我真是百感交加，为文秀也为自己。是呀，她和我一样，并不是我们不想上进，并不是我们生来就甘于贫穷，但很多客观的条件制约着我们，让我们无法上进、无法不贫穷啊。
正如文秀说的那样，她对数字真的非常不敏感，但她削的披锋却又好又快。并且，她在教我做报表时，非常耐心，面面俱到。
当从文秀手中接过纸、笔、直尺、计算机时，我真是百感交加。这些东西一度曾离开了我，如今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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