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安得蒙已经去了普林顿庄园。他甚至考试当日就已经离开了,试卷是助教代发的。
助教是个腼腆羞涩的姑娘,个子只到我肩膀。她翻出我的试卷,又翻出安得蒙寄来的成绩表,皱起眉头:“艾伦.卡斯特是吗?你的课堂表现成绩是零分。”
安得蒙定的规矩是考试成绩和出勤率各占半分之五十。我觉得很委屈:“我记得我上过几堂课的,怎么会是零分?是不是哪里弄错了?”
她遗憾的收起卷子:“维森教授说成绩不能改。”
埃德加拍我肩膀:“你被报复了。你对他做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只是亲了他一下而已……
叔父很在意学校寄给他的成绩表,上面的数字直接关系到我的生活津贴。于是只剩下路只有一条。
“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我悲惨的看着埃德加:“如果一科不及格,下个月我连干面包都没得啃。”
我不想去敲林顿的门,但是我别无选择。
他住在一所青年学生公寓的顶楼。门虚掩着,推开后里面空空荡荡没有人。窗口开着,临窗摆了一张漆成浅蓝色的桌子,油漆有点掉皮了。桌上散乱堆着纸张,推门的瞬间突然因为空气流通而飞了起来。我抓了一张在手里,上面潦草的写着一堆数字和公式。
钢笔放在纸上,墨水瓶盖子开着。我踢踢床板,从下面拖出一个人,绝望的说:“林顿,我们必需要联手了。”
床底下的青年比我更绝望。他的胡子一个星期没有刮过了,头发乱得像草。他向房东要了熏肉和咖啡,一口气吃完扶扶眼镜缓过气来:“艾伦,解不出来。”
林顿和我是中学校友,我们录取通知书是同一天寄到的。他成绩总是全校第一名,就数学上来说是天才,曾经独立论证过某知名定理。他的乐趣之一就是顶着草一样的头发蹲在操场边看别人玩橄榄球,根据投掷角度和力度计算球能不能进球门。
有天我恰好路过,听见他喊:“能进!”
我说:“要歪。”
球果然偏了。林顿问我为什么,按照他的算法明明能进球。
“因为有风啊。”我懒洋洋回答。
此后我们就是仇敌。他的总成绩全校第一,我只有数学成绩能拿第一。可是直到毕业前,他的数学始终没有超过我。
这次考试我不及格是因为安得蒙蓄意报复,林顿不及格那是因为他真的缺课太多了。遇到解不出的数学题,我通常会蹲在图书馆门口看来来往往的女生,等灵感主动光顾。他的做法比较极端——钻进床底下,用拉下床单把光线全部遮住,在完全的黑暗中思考问题。找不到答案不会从床底下出来。
如果问题很难,他会在床下呆一整天,谁的课都不去上、
“这次你在床下呆了多久?”我问。
林顿撕了一片面包:“不记得了,好像是周二进去的。”
三天了……我想。
“就是维森教授写在黑板上的那道题,”他耸耸肩,转头盯着我的脸:“涉及到华林问题。艾伦,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但是想要告诉你,那道题凭我们根本不可能解得出来。”
我知道安得蒙往黑板上写了一道题,两行字,但是我不知道那是华伦问题。
这是1770年e.华伦提出的关于正整数平方的推测,近两百年来没有人能够论证它。
我坐在图书馆里深深的绝望了。我翻遍了所有和华伦定理有关的书,毫无头绪。埃德加来慰问我,劝我放弃算了,下个月他借我生活费。
我笑话他:“你哪来的钱啊?卖画吗?”
结果他认真的点头:“我至少还可以卖画,你什么钱都赚不了,还把身体搞糟糕了,不如跟我回去。世界级数学难题不会随随便便让大学二年级学生论证出来的。”
“你的样子糟糕死了,再这样下去都不能帮我当模特了——我可不想整天画骷髅。”他说。
我在图书馆坐了两周了,稿纸叠起来半英尺高。不知道是不是手误,安得蒙给的条件演算下去和经典华伦定理有微妙的区别,导致算到最后有个关键性的数字缺失了。
缺失的是个六位数,我一筹莫展。
我想给林顿打个电话听听他的意见(他的青年公寓装了一部),就去了公共电话亭。我满脑子都是那六个数字,鬼使神差就当电话号码按进去了。
片刻,电话那头传来甜美柔和的女声:“您好,这里是普林顿庄园。”
我拿着听筒僵直的站在电话亭里,听见对方问:“请问您找谁?”
“维森教授。”我说。
“这里没有维森教授。”女接线员显得有些迷惑:“这是加西亚顾问的直线。”
“这里没有一个叫安得蒙.维森的人?我我记得维森教授上个月说要来这里工作。”
“你是来自剑桥?”或许我表现得太过学生气了,接线员笑了起来。她在电话那头对谁说:“加西亚先生,真的有学生找到我们了。请他尽快过来吗?”
我听到了安得蒙的声音:“帮我问问名字,如果姓卡斯特,就告诉他打错了。”
女接线员问的时候,我咽了烟口水,努力保持声音平稳:“林顿,我叫林顿.布朗。”
第二天下午我搭上了去伦敦的顺风车,找到了位于郊区的普林顿庄园。
正是六月夏天,林荫道边老槐树枝繁叶茂。下了车顺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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