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白了,王衍是一个空手道,作为文人,无著述,作为名土,无名论,作为官吏,无建树,作为谈客,无高见,无足称道,狗p不是。毛泽东说的“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鲁迅说的“空头文学家”,北京人说的“瘪皮臭虫”上海人说的“空心汤团”,就是这班人的真实写照。但他善于炒作,善于拿捏,善于借风使舵,善于拉帮结派,再凭那一张嘴,手持麈尾,坐而论道,口吻生花,却能炒出极高的威望,极盛的声名。
您不得不服,这世界就属于能吹牛皮的人。
那时,洛阳城里,他的知名度,总列排行榜首位。《晋书》称王衍,“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声名藉甚,倾动当世,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
’,后进之士,莫不景慕仿效。”《晋诸公赞》曰:“夷甫好尚谈称,为时人物所宗”,《晋阳秋》曰:“夷甫有盛名,时人许以人伦鉴识”,《世说新语》举了一个例子:“中朝时有怀道之流,有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语多,小极,不复相酬答。乃谓客曰:‘身今少恶,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问。’”看看,他还挺忙,挺拿搪,挺端个架子。
名人崇拜,是中国人在封建社会里,磕头磕久了以后,落下的一种仰脸看人的毛病。空手道们就吃准了普通人对名流的仰慕心理,所以,出名,邀名,炒名,争名,不择手段,不管好歹,不问是非,不分青红皂白,只要能有名,削尖脑袋也干;名是无形资产,与有钱者,与有权者,同起同坐,不相上下。本是无足轻重的王衍,因为有了这份虚名,成了洛阳城里拥有话语霸权的那摩温。
当时的士流后进,文苑学子,一是相当的贱骨头,二是被他唬得够呛,很在意他的褒贬,很买账他的评论。就像时下的年轻作家,非要请名人写序,请名评论家鼓吹一样,哪怕掏大把的审读费也在所不惜。王衍半点不谦虚地认为自己有品评识鉴的特权,“于意有不安者,辄更易之。”因此,成语中的“信口雌黄”,也作“口出雌黄”,也是因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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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馨儿”的下场(3)
说到底,他的背景实力也相当可观,一,出生于琅琊临沂王氏这个贵族门第;二,被人艳羡为“琳琅串玉”的王戎,王澄,王敦,王导,或掌握要害,或占据要津的实力,是他的从兄从弟,皆为羽翼;三,他老婆郭氏是皇后贾南风的娘家人,炙手可热;四,他小女儿惠风又嫁给皇太子司马遹,未来皇上的老丈人。就凭这些,也使得他的腰杆更硬,口气更冲,放p更响,话语霸权更甚。如果,他曾在美国爱荷华,或别的什么大学厮混过两天,曾在瑞典皇家科学院休息厅品尝过咖啡,那大家就得将他供起来了。
他还用得着当官吗?拥有这一份话语霸权,也就足够足够了。
君不见今天之文坛,那些小八腊子,甚至还不如王衍那样拿得出手呢,或追p族写几篇鸟评论者,或叮p族抓大头敲竹杠者,或闻p族直奔绿罗裙下者,即使有一丁点话语权,谈不上霸,不过是虎牌万金油罢了,也是要用够用足的。一个个,谁不是油头粉面,脑满肠肥,像猪八戒到高老庄招亲似的,得意忘形,神气活现。但是,王衍与上述诸君不同的,他是个大牌人物,他是个不甘寂寞,不易满足的大玩家,玩名士,玩麈尾,玩清谈,玩黄老的同时,他一刻也不闲地玩乌纱,玩权术,玩政治,玩官场。
所以,此公可是大错而特错了。
一个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最好做什么,最好不做什么,是要有最起码的自知之明。最好在磅秤上约约自己,毛重多少,净重多少,去皮以后,减去蚀耗,知道几斤几两的实数,在哪个量级,做多大事情,这才心里有数。
为文,就老老实实爬格子,为官,就兢兢业业等因奉此,为车夫,就规规矩矩遵守交通规则,为小萝卜头,就永远看着上司的眼色行事。王衍,奢谈黄老,天花乱坠,是他的强项,当官做吏,率兵打仗,是他的软肋。黄老这一套,练练嘴皮子是可以的,指着治国平天下,就非坏事不可。
后来,我也悟过来了,凡文人,一旦弄不出文,或弄不好文,就只有染指权力一途。因为当这个长,当那个长,是无师自通的行业,用不着什么正经学问。老实说,除了未庄的阿q先生,谁不会将圈画得很圆?但是,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权力对文人来说,永远是一杯鸩酒,是绝对饮不得的。
我们可以为他设想,若是摇麈尾,尚清谈,好黄老,崇虚无,作一位名士班头,贵族领袖,情场魁首,fēng_liú太岁,在洛阳城里,他应该是天字第一号快活之人。
“宁馨儿”就倒霉在不识数上面了。这个王衍,据《晋书》:“泰始八年(272),故尚书卢钦举(衍)为辽东太守,不就。”因为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那时还算是有点清醒。后来,就一直浮沉官场,虽然也有两次辞官之举,永康元年(300),“赵王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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