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实话也不瞒你，别看我当初是阳城官场最年轻的处级干部，可事实上现在早就被好多人超越了，而且驻京办又不是什么正规单位，说不定什么时候一个文件下来就撤了。如果现在借这个工程回到本土，或许日后能有个不错的安排。说来也许你不相信，我这个驻京办主任，外人看到的只是表面风光无限，其实牛马猪狗也不如，两三年下来装了一肚子苦水，三天三夜都倒不完徐晓凡一改往日嘻嘻哈哈的形象，满脸愁云惨雾。
接着，徐晓凡便掰开手指，历数驻京办主任三年中，饱受的满腔冤屈与不平。
首先是阳城来京的领导颇难伺候。接待、安排好这些领导的衣食住行，是驻京办的一项要务。阳城市几套班子的头头脑脑，平常在地方上如同土皇帝一般，大小事务依赖惯了。这类要员到了北京，还以为自己身在阳城，一切派头、排场、规格依旧，时时觉得自己是个人物，飞机非头等舱不坐，火车非软卧下床不要，还不能是靠近厕所、开水房的位置。机场迎接最好到舷梯口，车站往来必走贵宾通道，即使在长安大街上行车，也恨不能一路有警车开道。可是，这些人也不想想，在阳城你是最高首长，交警见了老远得立正敬礼，身边永远簇拥着逢迎恭维之人，而京城是全国首都，高官显贵遍地皆是，即便部长专车违章也照罚不误。徐晓凡初到任上不久，就亲身经历了一次洋相：市里某主要领导到京城出差，点名要住某著名宾馆套房，据说该宾馆前只有部、省、军区以上级大员才有资格入住。大堂登记时，服务员说房间没有了，只有普通标间，徐晓凡正色道：我们领导点名要套间。服务员问：你们领导什么级别徐晓凡答：正厅。不曾想，那服务员嘴角差点笑豁，一脸不屑道：嘁一个小小正厅在这里也算领导喏，那边沙发上一溜正省哩。
你说，为了让领导满意，我们在北京得赔多少笑脸、磕多少响头而且，更难服侍的是领导们的妻子儿女、七姑八姨，这些人有时比领导还难弄。比如，唉，不说也罢徐晓凡本想举例说明，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
其次是市委市府大院里的那些机关干部，也是怠慢、得罪不起的。徐晓凡到了驻京办才知道，每年往返于京城的阳城官员之多，几乎涵盖了所有单位、部门，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别看来者只是个平级的主任、局长，甚至级别还要低一些的处长、科长，可到了北京他是客，你是主，就得像接待贵客、服侍大爷一样，住宿、吃饭、票务等等稍不合心意，或者提出的什么要求没能及时、充分满足，马上脸色就不好看。也有些人当时不说什么，可回到家就漫天骂娘，传播速度与歪曲事实的水平，绝对超过、、bbc之流，搞得你立马在阳城臭了半边天。
还有就是阳城籍在京的官员、学者、艺术家，这些乡亲也是频出难题，不好对付。广泛联络在京的阳城籍人士，积极促进其贡献、服务家乡，是驻京办的另一大主要功能。所谓联络感情，自然得主动上门赔笑脸当孙子，有时还得帮人家排忧解难办实事。通常情况下，那些居高位握重权的大官还好说，就怕那些司局级、处级乃至更下级官员，在国家机关大多属于贫下中农，要权没权，要钱没钱，却最善于耍威风摆谱儿，也最能占小便宜贪好处，什么发票报销、节假日买票、家里请客招待，甚至就连帮小情人租房子、买礼品，等等，都绕着弯子找你揩油。这帮人你还不能得罪，因为不知哪块云彩什么时候会下雨，万一有事求到人家门上，到时候摆冷脸耍大牌事小，一旦刁难起乡里乡亲来，保证胜过南霸天、狠过黄世仁。
你说，在京城那样的皇城根下，一个小小阳城办事处算个什么我一个副处级主任又算哪根葱不要说面对大机关大领导，就是在北京那些普通市民面前，我们都像个盲流，有时坐了北京人开的出租车、三轮车，对方只要一听你的外地口音，立马就口气大变，三言两语聊下来，你恨不能上去踹他两脚
徐晓凡的一腔辛酸诉说，胜过当年忆苦大会。
体育局长姜如明找上门来，倒是让黄一平内心一阵窃喜。说句不太客气的话，眼下他扮演的角色，就是那个渭水垂钓的古人姜子牙，正等待对方上钩哩。
说起来，姜如明不仅与黄一平是海北老乡，而且与汪若虹父母家相距不远，彼此甚至还有点沾亲带故。当年，汪若虹与黄一平恋爱，她父母提出的一个重要条件，便是请时任少儿体校校长的姜如明做媒。其时，姜如明官位不高，却小有得志，不免气盛。黄一平无奈，只好硬着头皮三番五次上门，总算让姜校长点头应允了。此后，随着黄一平借调局机关、考入市政府，先后做了两任副市长秘书，姜如明才渐渐反过来示好，主动强化媒人与亲戚关系，彼此往来趋于密切。
体育局同文化局一样，正宗政府序列、正处职级不假，却也是个少人关注的局下之局，难得有多少机会受到主要领导青睐，更难做出惊人业绩，亮相出彩。眼看在局长位置上坐了小十年，也是年近五十的人了，哪里甘心啃此鸡肋了此余生。现在，既然孙健能说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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