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在土肥元设立的最后通牒期限之日，宋哲元致电江结時，透露出实行华北自治的打算：“情势危迫，民情愈益愤激。议论纷纭…倡导自治者有之，主张自决者有之。阻，有所不能。”这段话暗示江结時只有接受华北自治的局面，否则难以转危为安。
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宋哲元以退为进，搞起民国假下野的政治把戏，到西山养病，说一切听命何应亲负责处理。在这个局势下，江结時跟何应亲最后被迫同意宋哲元搞的这种半独立自治。
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17人中钦日派就占了7人。这个委员会取代原先的军委会华北军分会和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成为华北最高军政首脑。可以说宋哲元利用日本策动华北自治的机会给南京政府施加压力，利用冀察政务委员会加强了对平津的控制权。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政权，名义上隶属于南京政府，但实际上一切权利完全掌握在宋的手里。在财政方面，关税、盐税、统税和铁路等收入，完全自己截留支配。并用这些收入来扩充军队、购买军械，实际上已经成了变相的自治。可以说，通过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日本人实现了入主华北的第一步设想。
但日本人得到了第一步，宋哲元却不愿意让日本人得到第二步，他开始玩我们前面说的“倚江扛日”了。
这个时候日本人想利用这个新机构得到实际上的经济利益，宋哲元的对策跟张作林异曲同工：他主张“只要大权能归我们所有，地方上的小利即或为日方稍微染指，为顾全大局计，亦未尝不可”。宋哲元自己总结出一套对付日本人的两面派手法：“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表面亲善、实际敷衍、决不妥协”。
可以说，日本人现在发现，他们遇到了活脱脱的张作林第二。表面上一切都好说，但办起实事则一推六二五。实在推不了的时候，就把难题上交，你们去找我们上级、南京中央去吧。
但不管怎么说，这段时间宋哲元的态度开始一天天转向钦日反江，这就使得29军领导层一天天分裂。
首先就是宋哲元跟萧振瀛的分裂，因为萧是坚定的拥江抗日派。实际上两广事变的口号虽然是反江抗日，但背后却是日本人的金钱和武器支持。日本人也不管你们喊不喊抗日，他要的是中国四分五裂、打成一团的实利。
两广事变发生之后，韩复榘跟宋哲元都准备参加，被萧振瀛暗中破坏。但不管怎么说，在七七事变之前，宋哲元总的态度是钦日的。他在就职演说中，就明确的说：“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这个发在报纸上的书面谈话，当时曾经引起全国大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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