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日本国内有一种思潮,说中国人自己是管理不好国家的。中国要想真正进步,就必须让日本人来管理中国。这种思想在当时的日本学界可以说是主流思想。
1929年10月,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前两年,日本历史学者桑原骘藏发表《关于日支共存共荣》一文。这篇文章认为,中国是唤不醒的睡狮:“沉睡的狮子过几十年还是睡不醒的狮子,终究不会觉醒。”
另一个历史学者内藤湖南说得更不留情:“支那作为长期孤立的国家,因其内部滋生的弊端,而逐渐趋于老衰,而从老衰恢复过来,靠树木自身的活力来做到,是难乎其难的。救济它,必须以外部之力去其**、或切除其寄生之木才行。”
还有一些更激进的日本学者认为,汉民族品格心性“优柔惰弱”,这个样子的中国人只能于“欧人”面前尽其屈辱。而“忠孝义勇、廉洁高雅”且对“外来先进文明敏感”的日本人,理应去改造中国人,承担改良东方人种的“重任”。
在上世纪初,日本不但崇拜和学习西方,而且由于明治维新和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成功对自己非常有自信。认为大和民族就像德国的日耳曼民族一样,是远远优于朝鲜和中国的优等民族。远藤隆吉在《日本我》中就说:“日本人在其精神中有一种核心信仰:我是日本人,日本是世界上卓越的国家”。
芳贺矢一在《国民性十论》中列举出了日本人十大优点:“忠君爱国、崇祖先重家名、现实实际、爱草木喜自然、乐天洒落、淡泊潇洒、纤丽纤巧、清净洁白、礼节作法、温和宽恕。”而且芳贺认为,这十大优点中国古代的汉民族曾经拥有,但现在在汉族人中已经荡然无存。
这种民族优劣论的核心就是认为只有“日本统治中国、华夏民族才能新生”。比如天眼子在《日本国民的真精神》一书中就主张日本现在比起西方,更适于改造中国,所以日本人对于中国改造的使命是天降大任。
大家可以想一想,这种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跟当时充斥日本上下的军国主义思潮相结合,会产生什么后果?
所以日本人现在觉得自己很冤枉。我没有侵略你们呀?咱们之间就是发生冲突了,你们说什么抗日战争,这不是夸大嘛!
其实日本人现在还是一样活在当年的逻辑中。他觉得我们就是来帮助你们进步的,你们非不让、非反抗,打啊打的双方慢慢就打出真火了。这就是我在前面说的,两国人民根本就是两种逻辑,是没办法辩清楚的。
如果用现在的生活来打个比方,那就是有一个富人,身体比我们好,钱比我们多,就是家里的地方有点窄。我们这里穷,但宽敞,地底下还有一些好东西。
这个富人有一天跑过来,说你好好听我的,我帮你发家致富。不过你老婆挺漂亮的,晚上得跟我睡。你一个穷人生那么多小孩干什么?我弄几个回去帮我干活,再杀几个,反正都是些赔钱货。
我都答应帮你致富了,你看你怎么还要反抗?你可真是不知好歹!
这就是日本人的逻辑。
杨星辰现在忧心如焚。他从来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子担心父亲,一直以来他都觉得这个父亲的死活一定与他无关。可是现在他满脑子都是各种可怕的画面,不由自主的往坏处想。
周恩莱看他失魂落魄的,还以为他在担心国家的命运,安慰他说没关系。我们抓紧这个好机会好好跟委座谈谈,我就不信在这么严峻的形势面前,他还能一点都不让步。
杨星辰知道周副主席误会了他的心焦,说我父亲现在在北平。周恩莱拍拍杨星辰的肩膀,什么都没说。周恩莱请旅馆的总机帮他要一个北平的长途,总机说一点可能都没有。今天北平的长途早上还能接通,现在可能等四五个小时都接不通,已经全面堵塞。
杨星辰说周副主席别要了,今天北平的电话不可能打得通。您刚才说得对,现在我们应该好好筹划一下怎么谈判,这不是等电话的好时候。
现在不光是电话的堵塞,京沪一带的交通由于七七事变的爆发,大量人员的往来骤然增加,也是堵成一团。这一次由于是比上次中央更为重视的谈判,除了周恩莱,还有伯古和林伯区二位领导也来了。随行人员十几个,光是买船票就忙得焦头烂额。
最后还是老五求到了荣综敬老先生,才算是搞齐了十几张紧缺至极的到九江的船票。一群人熙熙攘攘的上到牯岭的时候,已经是7月14日,七七事变爆发已经整整一个礼拜了。
和周恩莱预计的相反,虽然华北已经打起来了,但江结時在对**的态度上非但没有软化,而且更为强硬。这一次连上次答应的总的政训机关也推翻了,要求三个师直接隶属行营,也就是直接隶属老江。政训处只作为联络。
实际上政训处这一点**已经准备让步,但老江的新意见让周恩莱只看到老江的存心不良。江除了坚持行营指挥三个师之外,还不同意由朱得或者鹏得淮任政训处负责人。相反,周恩莱或者林伯区都可以,甚至茅则冬当副主任也可以。这实际上就暴露出江的原意,只要文人,任何军人都不行。
这件事情实质上并不是文人可不可以的问题,关键是老江想直接抓住部队指挥权的问题,这是中央反复讨论决不能让步的底线。周恩莱带着杨星辰在牯岭上跑来跑去的求爷爷告奶奶,没有人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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