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李鸿章是在烟台条约谈判中，才第一次展现了他的外交才华。
在这次谈判中，专业的威妥玛不断采用撤使、断交及武力相威胁等方式，多方面对李鸿章进行施压，换做其他满清大臣，恐怕早就承受不住压力而妥协了。
但是李鸿章作为清政府代表，运筹帷幄、掌控全局，以询问、安排、部署云南巡抚岑毓英对马嘉理被杀案的侦破、审理等工作，从正面解决问题，而不再是之前在天津使用的痞子手段，试图蒙混过关。
发现英国人坚持单独跟清廷谈判，而谈判的内容是关乎利益问题后，李鸿章立刻将英国的一系列蛮横要求公之于众，同时利用其他国家对于英国试图独占中国利益而不满的态度，给英国施加强大的压力，力挽狂澜保护了一些利权。
显然他已经对西方的外交方式掌握纯熟了，而且诞生了他标志性的外交思想以夷制夷。
但因为国力限制，李鸿章依然做出了巨大的让步，比如在威妥玛的坚持下，给英国进口商品减免了一定的厘金，但是却以此换取了英国接受清廷提高鸦片厘金的要求，这给清政府争取到了一笔丰厚的利税。
威妥玛看似为英国争取到了足够的利益，可问题伤害到了鸦片利益集团的利益，结果这份《烟台条约》反倒是最后在英国议会没有获得通过，知道10年后英国议会才予以批准。因此这份条约，除了清政府再一次丢人之外，在利益上反而没有什么重大的损失。
倒是大明从这次事件中，利用军事压力，夺取了在云南修建铁路的特权。
跟总理衙门签订了协议，允许大明在云南修建铁路，并且给予了三十年的专利权，任何国家和个人，除非得到大明的许可，否则不能在云南修建铁路。由于跟大明有协议，英国默认了大明的这个特权，而法国人还没有恢复国力，他们正在努力重整军备，恢复法国在欧陆的大国地位，还没有能力在东亚跟大明竞争。
在获取了这份特权之后，大明立刻启动了铁路计划。
铁路建设，名义上是给予了广九铁路公司，可事实上，修建的权力其实是给了兵工厂，因为广九铁路公司同时交给了兵工厂运营。
过去的兵工厂，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官方机构，从设置上和兵工厂员工的心理认同上，他们都认为这是一家官府机构，类似于明清的官办作坊。可是经过郝可久改制之后，兵工厂变得不一样了。
郝可久这个出身于日升昌的掌柜，是一个非常强势的管理者，这是日升昌的传统。日升昌票号的投资人是平遥富商李家投资的，但是李家反倒在日升昌的经营上没什么印迹。真正影响日升昌发展的，正是一个个大掌柜。
第一任大掌柜雷履泰就是一个极其强硬的管理者，当年李家财东认为雷履泰的经营方式太过保守，于是李家少东家跟二掌柜毛鸿商议，希望能够扩大在外地的分号。结果惹怒了雷履泰，他召回了在各地的分号，打算让日升昌歇业。最后逼得少东家亲自去给雷履泰磕头谢罪，并且开除了二掌柜毛鸿才罢休。
雷履泰的强势作风，传承给了后来的掌柜们，形成了日升昌大掌柜负责制的制度。
郝可久到了兵工厂，也变成了一个说一不二的强势领导。但有一点，他的一切出发点，都不是出于私利，而是为兵工厂考虑，他始终将兵工厂的利益作为第一位，这是一个专业的经理人应有的素质，只有晋商这种平稳的传承了五六百年的商业群体中，才能诞生出这种文化，就好像当年荷兰首先诞生了信托经营的股份制一样，这是文化的力量。
郝可久以兵工厂利益为重，四处为兵工厂扩展利益，不但大肆生产民用品与民争利，甚至连砖厂这种行业都不放过，逼得一些老砖窑陷入困顿。
在其他方面，只要兵工厂能做，能赚钱的业务，他都想尽办法插手。铁路业就是如此。
当广九铁路刚刚建好的时候，还没人能确认这条铁路能盈利，当时由于是抽调的兵工厂的技术人员进行铁路的管理和运营，郝可久雁过拔毛的性格，让他跟工部要了一笔管理费，作为兵工厂帮忙管理的费用。
但是广九铁路之后运营良好，三年就收回了全部投资，变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产业，是户部一只下金蛋的鸡，这时候郝可久觉得兵工厂吃亏了，铁路维修、调度甚至财务都是兵工厂在负责，而兵工厂只拿一点管理费显然不合理，多次跟户部闹腾，把户部得罪了一个透。
郝可久自认为兵工厂是官办产业，因此他并不惧怕户部这样的部门，不然他也没这个胆子。而且背后还有工部的支持，他更是放心大胆的给户部施压。
等到大明要修建云南铁路之后，郝可久终于再次找到了机会，他再次提出要求管理铁路的要求，并且要求将铁路直接置于兵工厂之下，成为兵工厂名下的产业，他还告诉户部说，反正不管兵工厂还是铁路，都是官府的产业，把铁路交给兵工厂，不过是左手的东西交到右手而已。
在工部的支持下，郝可久这次如愿以偿。
郝可久立刻组织勘探团队从广西进入云南，进行地形勘探，收集地理资料，为铁路选址做准备。
在资金上，郝可久开始了跟渣打和汇丰银行的谈判，将从南宁到昆明路段的融资业务，委托给了汇丰银行进行，但他要求年息不得高于4厘，而且必须在铁路建成后进行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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