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阿峰扔掉了那个安全帽，一直跟着我在后面走，我在前面，我们都不吭声，就那么一直走回家。说真的，那天我没回头，但是我能感觉阿峰在我背后低着头紧紧跟着我，一步也没落下。我记得，我上五年级有一次，我把同学给打了，班主任放学后留堂，我大哥给人家家长赔不是，赔笑脸，然后领着我回家，那年我就是像阿峰一样，不敢看我大哥的脸，就是不说话，跟着他，一直跟着到家。其实阿峰不敢面对我，但是他心里非常清楚，那天如果他不跟着我，那他走的将是人生的另外一条路，一条注定不平坦的人生路。
晚上我让阿峰痛痛快快洗了个热水澡，又给他下了点面条，放上两根腊肠，打上两个鸡蛋。我记得，那天阿峰捧起热腾腾的煮面条的时候，眼睛红了，我记得好像他一边吃一边还掉泪了，泪水好像还掉在了碗里。至始至终，阿峰没跟我说起过他的事，我也从来没问过，但是我相信，吃过拿完面条之后，我的兄弟长大了。
我没再让阿峰去学修车了，我让他回厂子跟着师傅们直接学手艺，其实当初我送他去职校学修车也有考虑不周到的地方，汽修厂里也一边干活也能一边学技术，跟职校唯一不同的就是没有一个中专毕业证而已。可是既然阿峰跟着我吃饭，那个证书又有什么用呢，如今这个社会，学历早就已经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了，别说一本薄薄的中专毕业证，就是一本大专毕业证，一本大本毕业证，一本硕士研究生毕业证，找不到工作，还不是一样的废纸一张。
06年6月初，我的事业，我的生活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里进入了一个低谷，前所未有的低谷。
我记得很清楚，就在我的财务发完5月份薪水的第二天，我的汽修厂就没人来上班了。我挨个给每个师傅打电话，打手机，要么就是没人接，要么就是关机。后来我才知道，我汽修厂的三个师傅里有个师傅自己也开了一个汽修厂，也在越秀区，他带走了我所有的师傅和伙计，给我来了个釜底抽薪。一夜之间我就成了一个光杆司令。其实师傅们想带着伙计们出走自立门户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毕竟汽修厂的确在那个时候是个利润非常高的行业，问题是我一直没有察觉到，连想都没想过有一天厂里的人竟会走得干干净净。当一个真正的老板，我还是个菜鸟级的。
一开始我到处在请新的师傅，找新的伙计，可是十几天下来，我一个合适的新人都没找到。06年广州的汽修业仍然处于快速膨胀期，几乎所有的汽修厂都缺人，缺有技术的人，修车师傅往往就是一个汽修厂的顶梁柱，我这样的汽修业新手想挖别家厂子的人，那是不可能的，我甚至招不来熟练的来了马上就能干活的伙计或者学徒。后来我才意识到，即便是我真的找来了新的师傅和伙计，我的生意也不可能很快缓过来，我原来的师傅们带走的不仅仅是伙计，同时也是很多客源，大部分高级车，进口车车主修车根本不认汽修厂的牌子，而是认修车师傅的那张脸，而培养客户的工作根本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整个厂子只剩下我和阿峰两个人，汽修厂不是当年的修车铺，光靠我们两个，无法撑得起诺大的一个事业，我只能选择关门歇业。
种种努力都失败了之后，我绝望了，我只剩下一条路，卖掉厂子。我舍不得卖掉厂子，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我在广州摸爬滚打这些年唯一的奋斗成果，是我这些年风风雨雨生活的唯一的见证，我觉得它就是我在广州的未来，我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我不能没有未来。关门歇业后的那段日子我特别苦闷，白天，我和阿峰两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汽修厂里大眼瞪小眼，整个厂子看上去了无生气，我捡根棍子，使劲敲个油桶，油桶是空的，发出沉闷的轰轰轰的声音，阿峰不理解我在干什么，我说需要一点声音，厂子里空荡荡的，我怕鬼，很怕。
我知道这么硬撑下去没有任何意义，每个月的房租电费税金会把我拖垮拖烂，可是我无能为力。我每天晚上都会出去玩，找酒买醉，找不同的女人做爱发泄精力，那段时间我就像头走投无路的野兽，到处逃避现实。到处撕咬。
六月底，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我大嫂打我手机，她说，我妈前阵子老是觉得心口闷，呼吸上不来气，而且身体很累，做什么活都没劲。我二哥二嫂带她在沈塘医院检查了两次，都没发现什么毛病，我大哥五月份带她去雷州市医院拍了个片子，医生看着片子说我妈左心房边上长了个肿瘤，还好是良性的，不是癌。尽管不是癌，但是医生的建议是尽早做手术切掉它。家里人一直在瞒着远在广州的我，可是动手术的日子就定在六月底，这个不能再瞒着我了，大嫂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家。
我回老家之前给阿纯打了一个电话。我需要一个女人，不是一个只是跟我随便睡一晚上的女人，我需要一个能听我倾诉的女人。苗苗不知在何方，桂花姐已经返回故土，能听我倾诉的，只有阿纯了。我跟阿纯说，我想卖掉汽修厂，我想离开广州，我想做回一个踏踏实实快乐的农民。我没想到，阿纯并没挽留我，她说，我应该回去，我已经丢了一些东西，在广州我找不回来，也许那些东西就在乡下，在我老家。阿纯的话，我总是似懂非懂。那天晚上，我找了一辆摩托车，我带着她，就像《天若有情》里的男主角和女主角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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