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5年12月17日，三十岁的司马炎终于如愿以偿地坐上龙椅，俯视着殿下的群臣，他发现自己居然并不是那么欢喜，反而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让自己有些喘不过气。
此时天下尚未一统，孙吴仍旧盘据江东，而新的王朝建立，百废待兴，可谓内忧外患，作为一个心智正常的皇帝，司马炎虽登大宝，却实在没有理由尽情享受权力的荣耀。
而且，他还有个私心。
这毫不意外，因为皇帝也是人，只要是人就会有私心，他的私心关系到另一个人，就是他的弟弟——亲弟弟。
这人叫司马攸，是司马炎同父同母的亲弟弟，只是自幼便过继给了伯父司马师。
说起司马师，也就是司马懿的长子，英雄一世，平生有两大遗憾——膝下无子、晚年惨死。
司马师四十岁以后，眼睛上的肿瘤越来越严重，这直接导致了他四十八岁那年在军营里受到过分惊吓而眼球迸出，痛苦挣扎了数日之后才忿忿而终。这可以说是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了。
回顾他那近半百的人生，共生育了五个孩子，偏偏没有一个儿子，这在当时可以说仅次于死亡的第二大遗憾了。
好在他弟弟司马昭儿女众多，在父亲司马懿的授意下，把司马昭的次子司马攸过继给了他，这才解决了传承的难题。
后来司马师临死并没有把晋王（司马氏未夺权之前是曹魏王朝的晋王）之位传给儿子，一是因为当时司马攸的年纪尚轻（只有十岁），二是司马师并不傻，儿子跟弟弟其实是一家人，倒不如直接传位给弟弟，临死也做个人情，兴许妻子女儿们也能多享点福利。
等到司马昭接任大权之后经常对身边的人说：“这是景王（司马师）的天下，我为什么要参与呢？”
他当然知道自古的规矩，很少有兄长的位子由弟弟接手，虽然兄长的儿子实际是自己的儿子，但事实是自己抢了儿子的座位。
不论他那么说是出于真心还是只为了展现自己的慷慨正义，在他选继承人的时候确实有考虑次子司马攸，一来把座位还给儿子，二来把江山还给哥哥。
司马攸自幼聪惠温和，很受祖父司马懿的喜爱，等到长大成人更加变得雄才大略，极具领袖风范。
不过司马炎在朝廷的人缘更好，当时元老级重臣何曾、贾充等人都劝司马昭立司马炎为世子，何曾为了增强说服力，特别指出司马炎长发垂地、手掌过膝，总之充满了天子之相，再者自古以来都是立长子而没听说立次子的，即使次子的情况有些特殊。
司马昭考虑再三，才终于决定传位给长子司马炎。
虽说司马炎的地位得到确认，但实际上弟弟司马攸一直都像是个潜在的威胁，自己但凡有一点过失，旁人肯定会说：“快看，早就知道应该立他弟弟为世子。”
如今他贵为天子，天下的人都要对他俯首，但这并不代表他就可以不顾天下人的悠悠之口，舆论不管在何时何地对于何人，都有着极强的威力，所谓积毁销骨、众口铄金，堪比洪水猛兽了。
孙吴的威胁、舆论的压力、以及新王朝的各项建设，所有这些都成了司马炎头上悬挂的利剑，容不得他有半点懈怠疏忽。
好在司马炎心智还算正常，在压力面前没有选择屈服和破罐子破摔，而是卯足了劲要干出点事业，既要封住悠悠之口，还得为自己的九五之尊确立权威，皇帝若没有权威，那就只剩两个选择了，或是卑微地活着作某些人的傀儡，或是风风光光地驾崩带着最后的尊严辞世。
曹丕与曹植的矛盾直接奠定了整个曹魏王朝猜忌的基调，由此也导致整个皇族力量薄弱，这才有了司马氏的可乘之机。有鉴于此，司马炎称帝后努力改变这一现状，接连颁布了几项措施，包括分封皇室子弟、解除刘姓的禁锢（曹魏担心汉朝遗孤兴起复仇而禁止他们离境）、取消人质条例等，以此向世人昭示本朝的宽宏大度，同时也巩固了皇权。
当然，上述举措只是为了让有才干的人安宁，但想要教化人数更多的百姓，就需要一些道德上的约束了，司马炎身体力行，尤其在勤俭和孝道上做了不少工作：
有一次皇家祭祀大典所用御牛的青丝缰绳断了，司马炎力排众议，用麻绳代替。
登基之初为老父守孝，连续三年都戴孝帽，不吃鱼肉，只吃蔬菜。等到268年母亲王元姬去世的时候，他仍旧戴了三年孝帽，仍旧不吃鱼肉。
另外还从全国各地挑选一些以孝闻名的人入朝为官，四川人李密就是在此时接到诏令要去做太子宫的图书管理员，但他因祖母年迈无人照料为由请求撤销任命，并呈上了著名的《陈情表》，司马炎深受感动，一面在国内宣扬此事，一面赐给李密些金银用以安抚。
精神上的熏陶并不能万全，268年他还特意在洛水之北扶犁三次，以示重视农业，稳定民心，引导他们更加辛勤地劳作，为国家繁荣富强尽一分力。
政事上面也有相应举措，比方说在266年下诏文武百官对皇帝的命令有异议的可以上书提意见。
但所有这些动作，从之后的发展来看却只是表面文章，于当时薄凉的风气并没有太多帮助。虽然司马炎自己感觉良好。
267年发生的一件事就能解释这个问题。
本年，京幾卫戍总司令李憙弹劾洛阳的一个县长刘友、前任朝廷秘书长山涛、中山王司马睦和副行政长武陔侵占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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