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春节，王加林过得很不开心。所有倒霉的事情，就象约好了似的，都让他赶上了。
腊月三十吃年夜饭，他拎起高脚酒杯正准备与老婆女儿“干杯”时，酒杯莫名其妙地断了，底座与杯身分了家。加林甚觉侮气，很不高兴地把残片扔进了垃圾桶。
饭后洗碗，不知是因为酒喝得太多，还是餐具过于油腻，一个瓷盘子如鲢鱼一般从他手里溜进水池，摔成了几瓣。
要是平常，家庭主妇方红梅肯定会唠叨的。因为是过年，她显得比较宽容，说摔了就摔了，越摔越发。
距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开始还有个把钟头的时候，各家各户争相燃放烟花爆竹。银行大院里“火树银花不夜天”。孩子们奔来跑去，欢呼雀跃，和着大人们的惊叹及各种奇声怪响，汇成一片快乐的海洋。加林被这沸腾的景象所感染，背上相机，匆匆下楼，想抢拍几个精彩的镜头。
调好焦距和光圈，将按还未按下快门的时候，闪光灯莫名其妙地掉了下来！原来，固定闪光灯的插坐被“连根拔起”。
崭新的照相机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再也无心欣赏外面五彩缤纷的焰火了，闷闷不乐地坐在沙发上等待“春晚”开始。
也许是因为心情不好的缘故，加林对那些被媒体吹了又吹、炒了又炒的文艺节目，怎么也提不起兴趣，看了一会儿，便哈欠连天。他不顾方红梅的劝阻，独自钻进卧室，关上房门睡了。
接近零点，外面鞭炮声如潮。
加林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和女儿一起来到阳台上。
王彤放烟花，他燃鞭炮，欢欢喜喜迎接新年。扫兴的是，绕在竹竿上的鞭炮快放完的时候，几只调皮的家伙突然朝加林身上窜来，把他崭新的裤子炸开一个大窟隆。
红梅老师又说，这预示着他新的一年“火好”。
惹火烧身的加林主任只得苦笑着脱掉裤子，上床休息。
快天亮时，他突然被肚子的胀痛折腾醒了，赶紧翻身起床，冲向厕所。
刚刚蹲下，**就象打开阀门的水龙头，淅淅沥沥地拉肚子。
拉完后回到床上，马上又有了便意。
个把小时，他就光顾厕所五六趟了。这种状态，如何出去给亲朋好友拜年？
天亮就是大年初一，加林主任还要在银行里值班呢！
方红梅急匆匆上街为丈夫买药，可没有一家诊所和药铺开门。她只好到邻居家里找回一些土霉素、氯霉素和黄链素药丸。
因为急着去值班，加林管不了这些药丸有没有副作用，胡乱地咽下了一把。然后开始“绝食”，饿得发慌也不吃东西。
直到下午，他居然有好几个小时没上厕所了。
节假日干部值班其实就是在支行机关里守着，主要职责就是接听电话，与营业网点的临柜人员有着本质的区别。
正当加林主任在值班室里百无聊赖地看报纸的时候，保卫股长叶卫国出现在了他面前。
加林条件反射地站起身，以为安全保卫方面出了什么问题。
“我操！你还真的一本正经地在这儿值班呀！”叶卫国故作惊讶发着感叹，然后提议道，“走，去我家里打麻将。我已经约了余丰新和司机小宋，三差一。”
王加林瞪大眼睛予以拒绝：“开什么玩笑！要是市分行打电话来查岗怎么办？”
干部值班通常情况下不会有什么事情。坚持这一制度，主要是考虑到节假日支行机关里没人上班，怕上级单位有紧急事情或者下级机构出现紧急情况，有人负责接待和联系，便于及时处置。上级行有时会对下级行值班情况进行抽查，这是唯一促使值班人员坚守岗位的利器。
“把值班室的电话呼叫转移到我家电话上，跟坐在这里值班一样的效果。”叶卫国非常老练地支着招。
看来，这是叶股长惯用的手法。
支行中层干部家里装电话的不多，新宿舍楼上只有罗新初、陈清平、钟秀娟和叶卫国几个。
罗新初家里的电话，十有**是哪家企业帮忙装的。陈清平是沾他老婆的光，因为他老婆是孝北县妇联主任。这个级别的领导干部，一般都会享受公费电话的待遇。钟秀娟家庭条件相对较好，她在银行，老公在铁路，又是“银”又是“铁”的。家里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其他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这个女人向来舍得花钱，打起麻将来输赢总是成百上千元，与姚丽琴号称银行里的“牌场双娇”。唯有叶卫国家里的电话，是支行出钱装的。每个月还补助他几十块钱的电话费，享受行领导的待遇。
叶卫国怎会有这等本事？
据说，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份市公安局印发的文件，规定银行保卫科（股）长家里必须装有电话，便于公安局与他们取得联系，确保银行经营管理活动的安全。叶卫国就是拿着这份红头文件找分管安全保卫工作的副行长李金林。李金林又和他一起去找赵国栋，最终为他争取到了公费装电话的待遇。
当王加林说自己不知道呼叫转移怎么弄时，叶卫国抓起值班室的电话筒，叭叭叭地按了几个键。然后说：“好了，已经呼叫转移了。如果有人打值班室电话，我家里的电话就会响。”
这真是太神奇了！
加林主任将信将疑地看了一眼电话机，最后还是跟着叶卫国离开了值班室。
在银行大院里，他们碰到了从宿舍楼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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