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条腿的凳子最稳定，但当第四股力量介入的时候，这样的平衡就会被打破。抓住时机，找准目标，笑到最后的人竟变成了一直寂寂无声的唐公李渊。这是一次贵人话语迟的美丽巧合，还是一场早有预谋的军事行动？）
新崛起的这股势力，正是李渊统领的太原军，也就是后来的李唐王朝。
李渊（566——635），字叔德，陇西成纪（今属甘肃省天水市）人，祖父李虎，西魏八柱国之一，北周代西魏后，追封李虎为唐国公，这个封号一直继承下来，直到李渊把“唐”这个字用作国名。《旧唐书·高祖本纪》形容李渊：“及长，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李渊不仅性情温和，而且允文允武。在一些民间叙事中，李渊常常作为一个胸无大志、优柔寡断、胆小谨慎的人出现，其实不然，李渊与隋朝皇室一样，都出身关陇贵族集团，身份高贵，天生骨子里就有一股做王者的傲气，当时有一个叫史世良的术士，善于相面，他曾对李渊说：“公骨法非常，必为人主，愿自爱，勿忘鄙言。”像这种舆论造势我们姑且不去论其科学性和真假，相较之下，李渊的反应更值得我们去注意。《旧唐书·高祖本纪》记载李渊听了这话后，“颇以自负。”他心底里的骄傲显露无疑。李渊最初仕于隋时一直比较沉寂无名，征讨高句丽时，李渊也没有随征，而是负责怀远镇的督运工作，杨玄感叛乱时，李渊负责弘化郡的安抚工作，防止叛乱再生，做的都是一些善后的小工作。直到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李渊的才能真正显现出来。是年，隋炀帝命李渊前往山西剿平母端儿叛乱。按照《旧唐书·高祖本纪》的说法，母端儿率众数千，而李渊身边只有十余名骑兵，面对漫山遍野的敌军，李渊面无惧色，连射七十余发，箭箭无虚，敌兵应弦而倒。母端儿见李渊如此骁勇，急忙下令撤军。李渊创造了十余骑退千余兵的神话，声名大振。他的政治生涯，从此突飞猛进，第二年（公元616年），被拜为右骁卫将军，又过一年（公元617年），被拜为太原留守，“郡丞王威，武牙郎将高君雅为副。”到这时，李渊已经独掌一方军政大权，实力非常雄厚。
正是在自己的政治生涯顺风顺水的时候，李渊选择了从太原起兵，与众农民起义军一样，举起了反对隋炀帝的大旗。大唐王朝的开国历史，从这一页正式揭开。有的学者认为起兵的实际策划者和操作人为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其实不尽然，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绝对的谁先谁后之分。在《旧唐书·高祖本纪》中，至少有两条史料可以证明李渊早有起兵之意。第一条，是笔者前文提到过的“高祖颇以自负”，李渊对于相面之士的话语是非常在意的，说明他自己也常怀帝王之志。第二条，笔者于本书开头也曾提到过，李渊在安抚弘化镇期间，“历试中外，素树恩德，及是结纳豪杰，众多款附。”这样的举动甚至引起了隋炀帝的猜疑，幸亏李渊后来用奢侈糜烂的生活作风蒙蔽了隋炀帝的双眼，逃过一劫。
而李世民也的确是此次太原起兵的谋划者之一。我们先举两《唐书·太宗本纪》的记载。在《旧唐书·太宗本纪》中，有记载称：“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如果要拿这条史料来证明李世民是起兵主谋的话，则存在一个时间上的疑点。这条史料中明言“时隋祚已终”，应该是指江都兵变之后，而其时李渊早已起兵，故而这里存在一个不可弥补的时间差。就算我们把“时隋祚已终”所包含的时间长度给拉长，那么这条史料虽然不存在时间差的问题，但同样存在叙述上的问题。这条史料前文还在叙述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渊与李世民共同抗击高阳贼帅魏刀儿的事迹，下一句直接跳到“时隋祚已终，”显得过于跳跃。所以在《新唐书·太宗本纪》中则直接称“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新唐书·太祖本纪》的说法与《新唐书·太宗本纪》的说法比较相似，《新唐书·太祖本纪》称：“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俱不听见。”两部本纪的相似之处就在于皆讲明起兵太原是李世民的主意，并且高祖对此毫不知情，正应“非其本意”与“而高祖未之知”所云耳，并且《新唐书·太祖本纪》的说法巧妙地避开了时间差的问题，表明李世民眼光长远，早就预见到了隋朝必亡，所以才与刘文静早早开始谋划起兵大计。《旧唐书·太祖本纪》也记：“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其说法与《新唐书·太祖本纪》和《新唐书·太宗本纪》是同，在此不赘言。我们再举《资治通鉴》的史料，如果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也应该是把李世民放到了起兵的主谋位置上。首先，《资治通鉴》在介绍到李渊及其四子的时候，几乎没有记李渊做了什么，反而把笔墨都花在了李世民身上。《资治通鉴》称世民“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可见李世民很早就心怀大志，他为了实现自己的“安天下之志”，结交了一批当时的可用之才。其中包括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刘文静、裴寂。我们一个个来看。
长孙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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