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则一如既往地将白板上的东西一字不落地抄在一张白纸上，又将白纸折起来放进口袋里，然后放心地拍拍口袋，跟我出门去了。
作者有话要说：
☆、4.
在酒吧里，我们遇到了“爱写什么写什么”区的同仁们，他们包了个卡座，一边痛饮一边互吐苦水。a4纸最先看见我们，远远地叫了我一声：“这回怎么没带姑娘呀！”
我们走上去，加入他们。鹿男彬彬有礼地冲他们打了声招呼，随即难掩兴奋地大声说道；“我们来买醉！”我的脸立马就绿了。大伙愣了一下，都哄地笑了起来：“你这朋友还真有点儿意思。”
老邹掉头向吧台上叫了一沓龙舌兰，和三瓶啤酒。我把啤酒推到鹿男眼前，自己喝龙舌兰。几杯酒下肚，气氛也就活跃起来了。大家一改往日垂头丧气的衰样，滔滔不绝地谈论着这两天变幻莫测的天气，继而讲到街头女人们的穿着，当a4纸说他的女友花了两千块买了条围巾时，话题又转向了所增无几的薪资。后来，场面渐渐冷下来，大家闷头喝酒，搜肠刮肚地寻找新谈资。就在这时，一个女同事不急不缓地抛出了一张王牌——李三。大家一下子又兴奋起来了，唾沫横飞地抱怨起他令人闻风丧胆的尖刻作风。老邹入行最久，为了博人一笑，难免抖一些黑料出来——当年他如何为难小作者啦，把某个画师扫地出门啦，因为和编辑处不来，把杂志社闹得鸡飞狗跳….
“不过这也是过去了，”他咪了口沙威浓说，“我跟你们说，他还想着东山再起呢。前些天还向从前闹翻的杂志社示好，人家压根不理睬他。也真够可怜。”
“他怎么在咋们这儿呆下来的？”
“你不知道？我们老板可是他的伯乐呢！”
鹿男在一旁傻乎乎地微笑着，插不进话。我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a4纸最近都玩什么游戏。a4纸说新出的特工游戏很有劲儿。大家就把李三的事儿抛之脑后，谈论起游戏来了。服务生见我们聊得起劲，过来问还要点什么。我们又叫了两瓶威士忌、四大壶黑啤，和两碟盐水花生、两盘鸡翅。
楼下的乐队奏起音乐，唱了一支很老的歌。歌唱完的时候，鹿男成了中心人物。大伙听说他在这方面很在行，就怂恿他传授经验。起初，他还不习惯被那么多人盯着，脸孔涨得通红，声音轻飘飘的，还犯结巴。老邹抓着鸡腿的手挥了一下，口齿不清地说：“别紧张！小伙子，慢慢讲！”他放松下来，一连串地说着那些术语，声音也变得娓娓动听了。桌边的人一齐托着腮帮子，醉眼迷离地听他说，还有人脱下外套，翻过来，用原子笔在上面做记录。
每次喝酒前，他都要先瞧瞧我，几次下来，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好像我很抠门似的。老邹看在眼里，猛地往桌上拍出把钱，说：“别看他脸色，今天我出钱！”既然话都摆在这儿了，我又能说什么呢？只好勉为其难地点点头说；“那你量力而行吧。”听完此话，鹿男突然就站起来，绕着桌子，摇摇摆摆走了一圈。我以为他喝疯了，低喝一句：“你干什么！坐回去！”他吃惊地问：“你不是让我靓丽地走么？”
凌晨三点，我们走出酒吧，到路边等车。路灯下，他眼眶发红，脸色异常惨白。我问：“你很难受么？可以熬住么？”他紧闭着嘴巴，点了点头。等上了电车，他把头靠在我肩上，已经万分痛苦了。
好歹回了家，他才扑到马桶上大吐特吐，吐完就变回了鹿，倒在地上人事不省。我拎起他的两条腿，像大功告成的杀人犯一般把他拖回窝，又在旁边放了只盆子。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又吐了几次，吐完又接着睡。我只好搬到沙发上睡。他一吐完，我便起身去清理盆子，整夜都没合眼。
往后的三天里，他一直保持着鹿的形态。到了第四天晚上，他总算又变成了人，但却不会说话了。像是得了间歇性失语症，他再次回到了半年前的状态，只能用最简单的字眼。原来，他会说：“屋里太热了，我得脱件外套。”现在却变成了“热，脱。”饿的时候，也只说：“饿，吃。”更可气的是，过去他碰见什么麻烦，我过去帮忙，他会说：“没事，我一个人能行！”现在，他却笑mī_mī地对我说：“滚。”
当然，他也意识到了这点，所以每次说话前，都会张大嘴巴，竭力地想多吐出几个字来，却仍于事无补。眼见半年的努力被一顿酒精浇得灰飞烟灭，我整个人也萎靡下来，但除了沮丧之外，什么都做不了。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半个月才有所好转。然而，当我志满意得，以为苦日子就要到头时，情况却来了个急转直下：他开始说外语了。某个晚上，我表达了一些观点，他点着头说：“l die!”我瞪大了眼问：“你说什么？”他惶恐地摊了摊手，紧跟着来了句：“lc！”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可坏了，这下，我所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如何重新教他说话那么简单了，而变成了，为了迎合他，我得学习外语。这还没完，第二天，他开始说俄语，接下去的几天里，他分别用英语、爱沙尼亚语、拉丁语、印度语和我捣浆糊。
一开始，我还能够麻痹自己，假如他每天学会一门语言，那么终有一日他就会说中文。况且，虽然他不会说中文，但大致能明白我的意思，这比鸡同鸭讲要好多了。然而没多久，他突飞猛进的智力徒然转移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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