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7日
[1] 十年前的3月7日，德国破坏《凡尔赛条约》和《洛迦诺公约》，派兵进入非军事区莱茵兰地区。
☆、路德维希港
我是在1945年4月成为战俘的。那时柏林守军正在筑起街垒，我的老部队警卫旗在奥地利的崇山之间死战，德国的每一个城市都燃着战火，而我放下武器，成为镣铐里的人。
在路德维希港我向美军亮明了身份。我的老上司施伦堡说过，我该到前线去当机枪手慷慨赴死，而不是在秘密阵线不为人知地生存。他是对的。后来在达豪时斯科尔兹尼总是笑我，做反情报的怎么把个人信息泄给敌人了。我无话可说。一个确凿存在的人，对于他真实的人生有什么值得否认的呢。
于是在经历过若干年灰色而隐秘的生活之后，我要死了。昨天我旁听了达豪对我的审判：由于煽动突出部战役而触犯战争罪，绞刑。
其中原委并不重要，判决书就像处方单，我领了，继而在取药窗排队。这段时间里我回想一切，仍然没有悔改之意，只是很苟同于斯科尔兹尼“好汉不吃眼前亏”的论调。那个大个子因为把墨索里尼从大萨索山搬到了罗马而在轴心国扬名，被抓之后倒是低调得很，除了在牢房里向外抛媚眼造成记者互相踩踏以外，没有别的新闻。审判后他摇了摇我房门上的铁枝，“我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你又何苦呢。”
我笑了笑。只要到f科办个假护照，我就可以用另一个身份重新生活，可是看着盟军的装甲车一寸寸碾过德国的土地，每一天我都变得更不想脱下那身原野灰的军装。大概这就是这样向盟军报出真名的原因。我记不清当时的情形，某种无法遏制的悲痛抓住了我。德国还没有战败，还有很多事要做。我当时在想什么，当我路过一片焦土的路德维希港，它让我领受到心室碎裂般的痛苦。
也许我就是疯了。
我来到路德维希港时是1944年的秋天，那时帝国已经开始征发十几岁的娃娃兵，东西两个战场全线吃紧。盟军封锁了德国的石油，补给只能靠国内和罗马尼亚的几家炼油厂，而它们正在遭受轰炸。反击战前，统帅部曾就德国是否有足够的燃料支持这场战役作过激烈辩论，最后安全局的国外政治情报处出面向瑞典请求石油进口，反对开战的人才噤声。作为该处人员，我负责在莱茵一带的石油工厂做针对盟军“石油战争”的反侦察。
那年冷得很早，拥有法本化工的一家大厂（basf）的路德维希港却纷繁异常，白色和黑色的雾从铮亮的大型管道喷出，直冲天际。basf在世纪初率先将合成氨投入工业生产，后来又开启精炼石油的时代。德意志的犁和剑形影不离，发明合成氨和芥子气的哈伯教授两次改变世界，都与法本密不可分。此刻雾气笼罩着路港西北的偏僻地带，太阳在低空中交错的合金管道上泛着光，它像一个钢铁怪兽那样发出沉钝的响声，琥珀色的汽油从蒸馏塔下流出，是让我们的虎式坦克得以前进的化石食粮。
整个秋天我都在察看它。盟军挡不住我们的机械化部队，就想抽空燃料补给，东部的货运铁路频遭轰炸，来自路港的供给反而因为靠近前线而较少影响。我检查各个监视点没有发现异常，但夜里仍然睡不着。地面的反侦察只能防止定点爆破，却对空中袭击无可奈何。五年以来，汉堡、科隆、杜塞尔多夫、法兰克福、纽伦堡，我们最美丽的城市变为废墟。只是英美眼中的“蛾摩拉之城” 并没有俯首听命。在阿登反击战中十几岁的孩子都上了战场，他们唱着“守望莱茵”，很多人在第一天死去，来不及长大。
活人和死者就这样一起守卫德意志。今天的人们不理解什么是为生命而战，但是当幸存者越过死者的无名墓地，“亡命之徒”般冲向敌阵时，不曾向绝望低头。
抱着这样的想法，我负责保障武装党卫军的燃油供给。这些被盟军称为丧心病狂的部队，是插向西线的最后几柄尖刀。为了获取敌军的空袭计划，我经常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西线空军战俘营。当时全国燃煤告急，这些战俘却住着单独供暖的房间，只不过有时暖气会奔到50摄氏度。
疲惫在各处蔓延，最接近真相的情报部门首先怠惰下来。最后我抓了几个空军的情报官送到柏林的安全总局，他们总算开始加班审讯。但飞行员知道的只是最近的命令，能够讲出所属部队的地点的人寥寥无几，我周旋于空军战俘营和西线外军处之间，终于没有得到任何盟军将要轰炸路德维希港的征象，直到这一夜真正到来。
那是1944年的11月5日。那天的月亮有点缺，在秋日清爽的夜空里，照着碎棉絮一样的白云。莱茵河的这一段开始变宽，平整的土地上起伏着树木的黑影。几天来我都在外军处看档案，想知道盟军的轰炸计划怎样部署，针对西部的轰炸机从哪里起飞，最近的任务由是几个联队执行，其配备如何。这些原本是军事谍报局的职责，现在全都交给本来负责政治情报的安全局六处。我就是这样一个外行的管理者。
连续几个不眠之夜后我还是找不到答案，便又回到地面反侦察上来。轰炸是有针对性的，盟军如何确定选定的地点呢？9月以来，我调到路德维希港，确认该区域内没有人能给空中发布航标，那以后轰炸的确减少了。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沿着莱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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