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然他们来到新闻中心，并没有直接进发布会大厅，先被拉去出席官方拍照会，让摄影师拍照。等他们拍完照，进入发布会现场时，本来只能容纳一百多人的大厅内，已经挤进了两百人，简直是水泄不通。
按照惯例，张然先谈了自己的创作理念，表明这部电影主要是想尝试多声部蒙太奇；接下来，演员们轮流上阵，谈自己对电影的看法，谈自己对角色的认识。
等例行集体访问后，就是自由发问时间了，也是媒体记者们最期待的环节。第一个起来提问的是个中年大妈，整个人像吹胀的气球，圆滚滚的，腰围是张然的三倍。她叽里呱啦说了一通，大家都没听懂在说什么，不但张然他们没听懂，就连同声翻译都懵了。
那记者见大家一面茫然，又说了一遍，发现大家还是一脸茫然的看着自己，尴尬的笑了笑，又说了一句。这次大部分人都听懂了，她说，实在抱歉，我英语太糟糕了。
张然感觉到了她的尴尬，微笑着问道：“你是哪里人？”
记者不好意思地道：“柏林！”
张然故作神秘地道：“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英语比我德语好多了。你看我们都有不擅长的语言，没必要勉强自己，你用德语问就可以了，有同声翻译的。”
在场的记者都很感动，觉得张然真的太好了，巧妙的让这个记者下了台阶，化解了她的尴尬，难怪看完《一个人张灯结彩》大家会觉得温暖，他本身就是一个温暖的人呐！
那个记者自然更感动了，用德语问道：“我是来自德国新闻社的记者，你刚才说拍这部电影最大的动力是尝试多声部蒙太奇，我们知道电影诞生一百年了，真正在电影中很好呈现多声部蒙太奇的只有爱森斯坦和科波拉，真的太难了，你不怕失败吗？”
张然微微点头：“害怕失败，但正因为害怕才会有劲儿。人是需要一点压力，需要一点刺激，才能够继续向前的。相对于失败，我更害怕自己止步不前，这样很容易陈腐，很容易被淘汰，这才是最可怕的。”
第二个记者将问题抛给了张婧初，问道：“我刚才采访一些外国记者，他们是你的粉丝。他们告诉我，你演得很好，但在电影里出现的时间偏少。你自己觉得呢？是否在片中的篇幅有些短？”
张婧初扭头看着张然，笑眯眯地道：“你看观众都向你抗议，我的戏太短了！”
在场记者都笑了，张然也哈哈笑道：“我知道了，下次你的镜头我少剪点儿！”
张婧初瞪了他一眼，可恶，都不说给安排一部大女主的戏！她转头看向台下的记者，微笑道：“其实我们拍了很多，其中有好几场我特别喜欢的戏都被剪掉了，这也没办法，是电影的整体节奏需要。”
又一个男记者站了起来，问道：“婧初小姐，你在电影中的表演太出色了，简直不像是演出来的。前面小于跟钢渣通过手势交流，看起来很乱，而她学手语之后进行的交流看起来就规律很多了，前面的手语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张婧初神情有些得意，微笑着道：“在演戏之前，我去理发店体验了三个月，加上演戏的日子，大概有八个月我没有说话，跟人交流用手势，跟张然交流都用手势。我没有学手语，跟小于一样就是自己比划。等到戏中小于开始学手语，我也开始学手语，用真正的手语交流。我尽力让自己的状态跟小于接近，所以，呈现出来的感觉就比较真实。”
张然补充道：“婧初由于几个月不说话，以至于电影拍完入戏太深，患上了癔症性失语，真的不会说话了，在医院治疗了将近一个月才恢复正常。不只是婧初，李雪健老师和胡君在派出所呆了三个月，跟真正的警察一起出警，一起训练，李雪健老师50多岁了，身体又不是特别好，还要跟警队的小年轻一起练擒拿，真的太不容易了。远征开了三个月出租。曹炳坤到矿山呆了三个月，又捡了一月垃圾。《一个人张灯结彩》能够拍到这种程度，我特别感谢他们，是他们赋予了这些角色灵魂。”
听到这话现场的记者们都鼓起掌来，用掌声向张婧初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敬意。
这时又一个记者站了起来：“张然导演，你好，我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刚才在电影院，我听到斯科塞斯先生说，这部电影是根据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曲式结构来拍的，我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这么拍呢？”
听到这个问题，现场的观众一阵骚动，不少记者觉得不可思议，交响乐和电影完全不搭边啊，两者的结构怎么可能相同？
也有熟悉电影史的记者想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好莱坞经典叙事模式中就有一种叫电影交响乐结构的模式，整个结构分为序曲、主题、第一主题变奏、第二主题变奏、主题再现、尾声。他们有些不解，这种结构早就淘汰了，而且《一个人张灯结彩》的结构也不像是电影交响乐结构啊！
现场记者都紧紧盯着张然，等待他给出最终的答案，毕竟斯科塞斯不可能乱说。
张然没想到斯科塞斯的话被别人听到了，就道：“这个问题讲起来特别复杂，一两句讲不清楚，估计得写几万字的论文。拍这部电影我最大的目的是实验多声部蒙太奇，我们这部电影在叙事上也采取了多声部叙事，而多声部叙事就是通过不同人物的视点出发，围绕同一个事件展开叙述，也被称为复调叙事。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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