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策贤希望自己能够将海汉这些先进的理念和技术都尽可能详细地写入自己的报告当中，哪怕大明出于种种原因无法复制照搬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但能借此对海汉的了解更加深入全面，今后朝廷在处理与海汉的外交关系时也能有更多的资料可供参考。
而实际状况也正是如此，随着每月一次送往遥远京城的文书寄出，海汉的社会状况越来越多地成为了内阁大学士等高官研究的对象，而费策贤这个名字也慢慢在朝堂上变得为人所熟知了。
费策贤当初从京城南下远赴南海的时候，还是礼部行人司里一个没什么名气的左司副，不过是芝麻绿豆大的小官。但在三亚待了两年之后，由于他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已经被破格提拔了两次，差不多快要摸到礼部侍郎的椅子了。
实际上费策贤向明廷所提供这些信息的价值，就算当下赏他个侍郎做也不为过。明廷根据他所送回的报告，确信海汉不会大举兴兵入侵沿海地区，并且会在未来可见的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与大明的和平相处，于是便从东南地区抽调了部分驻军北上，进入华中地区参与对农民军的围剿。这样一来，便使得大明的内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进一步地压缩了农民军的活动区域。
在原来的历史上，崇祯十年是农民军活动十分频繁的一年，张献忠的农民军在华中、华东地区与明军打得有来有往，一度连续攻破了数座城池。但在这个时空中明廷将原本镇守南方的明军调了数万到华中参战，张献忠的日子可就没那么好过了，几次率军从潜山杀出，都被严阵以待的明军给挡了回去。而李自成在渭南地区集结的十七部农民军，也同样未能掀起风浪，在孙传庭和洪承畴的夹击之下只能选择转向攻打四川。
而原本驻守北方边关的明军部队，也得以将注意力都放到关外敌人身上，将原本有些稀疏的篱笆扎得更牢实一些。不过清军因为这一年在朝鲜战场上损失惨重，辽东半岛方向又面临着海汉施加的军事压力，用于南下攻打大明的兵力就远不如往年声势浩大，甚至主动跳过了明军屯兵的几处关隘要地，只在边境线附近草草掳掠一番就撤回北方了。
会出现这些对于大明有利的局面，当然也不尽然都是海汉之功，但的确是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缓解了两国关系，让大明能够得以集中力量去解决更为棘手的问题。
而让费策贤感到很舒心的是，海汉对于他在本地的各种活动非但不反对，反而还给予了很多额外的支持，比如说每个月由海汉外交部提供给使馆的“办公经费”。一边办差一边还能赚钱，这样好的差事真是走遍天下都难找到第二桩了。
费策贤想起离京之前，很多亲朋好友都担心他到海汉之后会遭受不好的待遇，估计他一到三亚就会被海汉软禁的人不在少数，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他到了海汉之后能够过得十分舒心，甚至是得到升官发财的机会。也正因为如此，当初礼部在挑选大使的时候，很多人都因为各种顾虑而主动打了退堂鼓，才会将这个机会留给了原本在备选名单上排名靠后的费策贤。
但如果礼部的同僚们知道他在三亚的真实待遇，大概会十分后悔当初的决定，每每想到此节，费策贤都是格外庆幸自己的好运气。
一定要说有什么让费策贤不太舒服的地方，那大概就是本为大明藩属国的朝鲜也在三亚设立了使馆，而且朝鲜国王还将世子派到三亚来留学了。双方在三亚这地方抬头不见低头见，每个月在各种外事活动中至少要碰上三四次面，不免都会觉得有些尴尬。而且从朝鲜的外交举措来看，这个曾经的藩属国对海汉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大明，这也是让费策贤难免心里就有了疙瘩。
好在舒心的日子还是占了多数，几个月下来，费策贤慢慢也接受了朝鲜国已经投靠海汉这个事实，只要不与大明为敌，似乎也说不上能对大明有什么实际的妨害。
这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个别官员能以一己之力去改变的。费策贤也知道海汉出兵替朝鲜化解了灭国之灾，而大明在此期间除了口头上的支持，却并未能给予朝鲜多少实际帮助。战后朝鲜选择了淡化与大明的外交关系，而与海汉打得火热，其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费策贤虽不能接受，但也理解朝鲜人的选择，大明与朝鲜都有各自的苦衷和考量，而海汉才是唯一的得利者。
当然费策贤也不会在海汉人面前表现出任何的不满，作为一名已经上任两年的外交官，他很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如果对朝鲜与海汉建交一事提出公开反对，并不会起到丝毫的作用，反而会自曝其短，让这两家越发抱团。
而关于海汉近期在紧锣密鼓调查的事件，费策贤却知之甚少，因为在辽东、江浙、福建等地发生的枪案，都没有出现在三亚的各家报纸上。就连在海南岛试图行刺朝鲜世子的案件，相关的报道也是寥寥无几，并未提及朝鲜世子牵涉其中。这些案件的调查工作都在费策贤的视野之外，是以他完全不知道近期海汉情报部门正为了这些事忙得焦头烂额。
所以当宁崎突然登门拜访，称近期有一些重大案件发生，海汉有关部门为了追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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