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等。”记者皱起眉，“布兰登·莫顿是个苏联间谍。”
“对，巴里曾经在学校办过左翼杂志，军情五处早在1955年就把他放上了监视名单，但他还是安安稳稳地在外交部待了十几年，事情到1972年才彻底败露。巴里想借道伊斯坦布尔逃跑，被击毙在渡轮上。军情六处一直到1991年才公开巴里的档案，后来还拍成了电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知道，就是因为那部电影我才知道莫顿这个人的，从没想过他和卢瓦索先生有关联。”
“大学、白厅和唐宁街是个很小的圈子，我们都多多少少有些关联，不管我们想不想。”
三个抱着厚毛毯的游泳者从前面走过，和他们打了个招呼，把毛毯铺在冷冰冰的沙滩上，脱掉宽大的毛衣，露出下面的泳装，瑟缩着，向海水走去。记者和普鲁登斯带着一种旁观飞蛾扑向火焰的神情看着这几个游泳者。他们嬉笑着，互相推搡，扑进冰冷的水里，发出不知道是痛苦还是兴奋的叫声。
“也只有布列塔尼人能这样。”普鲁登斯评论道，直起腰，拍了拍岩石，像是在向它道谢，继续向灯塔进发。
“还有多远？”
“三十分钟上下。你需要额外的休息时间吗，年轻人？”
“不用，谢谢。”
一条木板铺成的小路在沙滩上出现，向防波堤延伸。木板浸透了水，变软发黑，腐烂严重，但至少比走在沙子上舒服些。海风呼呼作响，记者担心录音笔无法清楚录下普鲁斯特的声音，暗自后悔没有把笔和线圈本带出来。
“亚历克斯喜欢布列塔尼，不过在我们那个时代，旅途非常费劲，我们一般会坐从康沃尔出发的夜班渡轮，在布列斯特下船，换火车去圣马洛，两天时间就这样耗费了。那是我成为《视点》外派记者之前的事了，之后我太忙，连抽出一个下午都很难。很多人不知道《视点》除了巴黎之外，在波恩也有一个办公室，我在两个地方都待过。你留意到亚历克斯往德国寄了不少信吗？那个地址就是当时的《视点》报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我九十年代再回去的时候，那里改造成一个超市。一个超市！看在上帝分上。”普鲁斯特摇摇头，“公平而论，当时去康沃尔也不轻松，乔治举办婚礼的那个夏天——那是1953年7月——我和亚历克斯冒雨在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上颠簸了一天半，我们两个都不是熟练的司机，车是巴里借给我们的，一辆引人注目的亮蓝色布里斯托400，可惜半路上坏了，无论如何无法发动。我们在荒郊野外走了八九英里才找到一家令人生疑的小酒馆，浑身s-hi透，酒保看了我们一眼，开口说打一个电话要收两英镑。”
这两个年轻学生别无选择，只能付了钱。在亚历克斯向车行的一个带着浓重苏格兰口音的修理工描述问题时，哈利脱掉滴水的外套，打量着这个y-in暗的地方。唯一的顾客是角落里一个趴在桌子上的男人，戴着脏兮兮的无指手套，看起来似乎没在呼吸。雨水敲打着布满污垢的玻璃窗，酒保审视着他们，多半是在琢磨还能从他们身上榨出多少钱。
亚历克斯挂掉电话，摇摇头：“我们要在这里过一晚了。”
酒保懒洋洋地报了一个价钱，因为太过荒谬，哈利不由得笑了起来：“这些钱足够我们买一个游泳池的汽油了。”
“要不就是这里，要不就外面，你们自己选。”
客房在楼上，低矮的天花板擦到哈利的头顶。两张单人床并排放在窄小的气窗下方，床垫像个流沙坑一样凹陷，铺着发黄的被单。壁炉点燃之后，整个房间都充满了刺鼻的烟味。唯一一盏灯没有灯罩，投下闪烁不定的昏暗黄光，两人走动的时候必须非常小心，免得撞上滚烫的灯泡。行李都还在车上，他们裹着粗糙的、散发出霉味的羊毛毯子，等炉火把铺在椅子上的衣服烤干。
“要是我们半夜被十八世纪装扮的土匪割开喉咙，绞碎做成狗食，这全是巴里的错。”亚历克斯对壁炉说，在毯子下面蜷缩成一小团。
“也许这里并不是提起凶杀的好地方。”哈利打量着墙上的一块喷ji-an状棕褐色污渍，“你觉得这是水渍吗？”
“最好是。”亚历克斯拍了拍枕头，躺下，“就算修理工明天一早赶到，我们也会迟到十二个小时以上。”
“我们明早可以打电话解释。”
“迟到也不完全是件坏事。”
“为什么？”
“减少社交时间。相信我，哈利，不是每一个卢瓦索都和我一样有意思的。”
“可以想象。”哈利看着天花板，双手交叉垫在脑后，“你还没有介绍幸运的新娘是谁。”
“老实说我也没见过她，是父亲介绍给乔治的，姓哈特福德，她父亲和我父亲一样有个不值一提的爵位，但是地产多得多。可怜的姑娘，她应该还没有发现乔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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