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好不好，就看票房是否卖得高。
这是普通大众最直观的感觉，尽管很多票房大卖的片子被无数圈内人抨击没营养、没内涵、没意义的三无产品，但他们的话，没人听、没人信，也没人在意。
文艺片为什么称为小众，因为大部分都是一些圈内人自嗨，顶多再加一些喜欢文艺片的观众。
其实宁远觉得，文艺片并不小众，只是被那些妄图高人一等的高级人，生生扭曲成了小众。
好的文艺片，雅俗共赏，就像白居易的诗，大字不识一个的老妪也能听得懂，就算是王勃那篇引经据典文采飞扬的《滕王阁序》，就算辨别不出里面层出不穷的典故，但如果听人朗诵，大气磅礴的感觉也会油然而生。
可那些人，偏偏把文艺片整得谁都看不懂，还沾沾自喜：“我这是高级！”
高级你妹！
用一些没有必要的滤镜，美名其曰增加质感，把叙事节奏剪辑得颠三倒四，自诩为超时空，看不懂是你境界不够。
至于电影本身的问题，就更多了，因为张义谋一部《活着》拿下戛纳评审团大奖，很多人也故意去拍这种惨绝人寰的电影，还自夸这是揭示人性，剖析命运。
因为《我的父亲母亲》拿了奖，又是一帮人，一窝蜂的去拍农村题材的电影，脏破乱就不说了，狗血混乱的人际关系，复杂到你怀疑人生。
而后《花样年华》拿了奖，又一帮人只学了个空虚和缥缈的皮毛，《春光乍泄》拿了奖，又去拍这种前卫和颠覆。
其实就是跟风，绝大部分动机和目的，只是为了拿奖——尽管张义谋他们也有拿奖的目的，至少他们也在讲故事：先讲好故事再有文艺。
而这些人，恰恰本末倒置，先搞文艺，再讲故事，实际上影片讲了什么，他们自己都说不出个一二三，只牵强附会一些高深莫测的概念，就像鲁迅的文章被过分解读一样。
完全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到最后把文艺片作死了。
可实际上，好的文艺片无论叙事还是节奏或者风格，都有它的独到之处，就算是剧情，也完整而统一。
看着影片灰暗基调，你也用这个调调，但你并不明白人家为什么要在这里用这个调调，反正管他三七二十一，打开摄像机就是干。
艺术圈也差不多，写实之外的其他画派，除了几个大师的作品，其他大部分都是沽名钓誉和炒作。
梵高的《星空》，如果单看印刷品，当然觉得就那回事，但如果能看到真迹，那油彩的笔触、斑斓的色块堆叠，视觉冲击力极强，就像《滕王阁序》，很多人也说不出他哪儿好，又引用了哪些经典，但听着、读着就是特别带感，有种喝了好酒的酣畅淋漓。
好的文艺片，是有故事主线的，而不是乱七八糟，就像《霸王别姬》、《花样年华》，以及汤姆的《阿甘正传》，霓虹国的《京都物语》等等。
好的文艺片，主人公的苦难是有揭示和启发意义的，再不济也是在抨击一些事物，而不是为了苦难而苦难。
追逐奖项不是什么坏事，但东施效颦，还讥讽嘲笑说他不好的人都是看不懂，那就是盲目，是掩耳盗铃：“我不听我不听，你不要再念经！”
跟文艺片的追逐奖项类似，未来一窝蜂的拍青春片，就是逐利了。
未来，大众将文艺片狭隘的定义为票房低、明星少、制作粗糙、节奏沉闷，专供海外电影节，这样的“固有印象”，让大众和文艺片渐行渐远。
但怪谁呢？
肯定不怪观众，更不可能怪他们看不懂。
八十年代末，胜利艺术电影院独家上映《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不是廖帆那部，那时的观影盛况，跟未来人们对文艺片的印象大相径庭。
影院443个座位连续3个月常常爆满，到最后售票处不得不拉起铁栅栏分流观众。
就算是未来，刘杰执导、11年上映的《碧罗雪山》，这部最初压根儿没准备公映的电影，在京城新建的艺术中心放映了整整一年半时间，且往往一票难求。
而且跟《那山那人那狗》相似的是，它也只在这一家影院放映，评价也差不多——没有太多跌宕起伏的情节、刻意夸张的表演，用非常朴素的手法，以冷静、凝练的镜头，记录下青山绿水间发生的故事。
因为这部电影对白几乎都是傈僳语，即使是一部华夏电影，但观众也只能看字幕，这跟宁远他们的电影在霓虹国上映也差不多。
连这种方式都有如此盛况，可见好的文艺片，永远都不缺观众。
所以，每当导演和制片方票房扑街，把锅甩给文艺片，说自己怎么怎么理念高深，观众没看懂的时候，以后他们的电影也不用看了。
这也就导致了，未来即使是文艺片的作品，宣发时也不敢把自己的影片归为这一类。
《白日焰火》——这次是廖帆演的，似乎这家伙跟焰火杠上了。
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它都是一个标准的文艺片。但在德国参评回国后，却主打廖帆+桂纶美明星主演、柏林金熊大奖加持。将电影跟“文艺片”划清界限，作为一部犯罪类型片来宣发。
直到票房破亿后，片方才改口称自己是文艺片。
在学校，以及在话剧院，宁远不止一次跟秦莉，跟孟辉和廖帆他们探讨过这个问题，尤其是跟廖帆他们喝了酒之后，都破口大骂那些混蛋砸了文艺片的招牌！
秦莉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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