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早期, 铜就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 也因此，用珍贵的铜所铸成的礼器，其大小重量才会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
昔日楚庄王问鼎周王时就曾经炫耀楚国兵士手中的长戟若是取下来，可以铸造比周天子所持有的九鼎更大的鼎, 以此来彰显楚国战略储备之巨大。
但在如今，如果有哪个诸侯说了类似的话, 其威慑作用就会大打折扣。
现在, 铁器的使用已经渐渐取代铜器昔日的地位。虽然尚未完全替代，但是但凡拥有智慧的人看来都知道，这是必然的趋势。
铜的时代已经进入黄昏, 接下来就是铁的时代。
而能够掌握优秀铁器锻造工序、拥有优秀工匠的国家，将会成为下一个时代的领航之人。所以在如今，当他们看到秦国的百姓们都可以使用铁制农具进行田间劳作时，对他们的打击不可谓不大。
无论是从秦国的铁器已经富余到可以在装备军队外供给民间使用，还是说秦国重视农耕的程度到了他们愿意放弃一定的军队武装需要选择优先发展农业，对于这些别国来的青年人都不是个好消息。
没错，这些年轻人都不是秦国人。他们来自不同国家，此来野王城固然是因为游学经过，却也未必没有探底的打算。
野王城是近时间段被秦国拿下的城池，一个国家对于这样一座被征服不久之后的城市的种种动作都非常有参考价值，可以一窥其政治体系。并且此处的管理尚且不完善，比较容易被他们打听到消息。
但自从抵达野王城后，这些年轻人们的心却是一点点落到了谷底。
秦军对于当地的治理极为j-i,ng细温和，但效率极高，和传闻中的秦国暴虐形象完全不同。
现在正是秋收准备时间段，他们不止一次看到秦国的官吏们持简来去城郭之间，他们是在传达今年秋收的最佳时间以及秦国中央刚刚颁布的新指令。
农作物收获时如果淋了雨就很容易发霉变坏，不利于仓储，而且还需要花费大量的j-i,ng力将其重新翻晒。
所以，秋收的第一要务是避开雨季。
对于一个农耕民族而言，所有和农田相关的时间段都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日子。若是在年轻人们自己的故乡，这种事都由村中耄老商量着决定，而秦国则不同。
秦国的太史令的职责之一便是根据历法和时节，监察天象测算好最好的收获时间，然后将之层层颁布下去。
而对于下线的民众而言他们只需要跟随县长里长的宣传步调进行相应的c,ao作即可。
太史令监察气候，农人负责耕种、收割，并且保证自己能够在指定时间范围内完成任务，官员则是负责宣传下令以及监察。
所有人都不需要做自己职责范围外的工作，均是由国家内最专业的人来从事专业的工作。人们只要各司其职便可将一件事做到圆满，而也正因为不必做别的事情，才能保证专心不出差错，同时，若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也更容易追索负责人。
通过如此制度，几乎可以保证整个秦国的农人就像是一个人一样，在正确的时间播种，也在正确的时间收获，没有人会掉队。
而就是利用这样的农业c,ao作模式，秦国分明占据的是贫瘠的关西大地，却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能够供给出一支几十万人的大军。
秦国这样的制度自然值得效仿，但很可惜，这样的一份改变是需要秦国的郡县制作为基石的。
和大多数同时代的诸侯国不同，秦国的管理是网状直线结构，从中央一直到地方的最小单位亭，可以保持政令的畅通无阻。
而且秦国已经实现了全文书管理，因此上任的基层干部全都被要求必须识字，可以进行简单的文书处理以及管理上报工作。
莫要小看这一步，文书传递的准确性比起口口相传高了可不是一星半点，而且也能极大程度上地避免误解以及有人传虚假旨意造成不良后果，并有效遏制狐假虎威之人，避免地方民众对于中央政府产生恶感以及反抗情绪。
在别的国家还在进行贵族世袭制，地方官员捧着铁饭碗不思进取之时，秦国就已经搭建出了极为牢固的地方管理层。同时，也因为能够问责到具体的每一个人，所以这样条件下的秦国基层管理可以说是所有诸侯国中最负责最高效的一个。
如果要学习这样的制度，首要一点便是要推翻旧有的制度，但这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无论是军功授爵制，还是郡县制，本质上就是剥夺旧有贵族的势力，将所有权利集于王一人身上。
但是莫要忘了，说到底，如今这些打生打死彼此夺权的诸侯国王本身也不过是周王室的臣子罢了。
这些诸侯国王握着周王室给予的权利，最后却各自趁着周王室衰弱攫取利益，才渐渐成为和周王室平等的存在。
其本质便是「叛乱」。
只不过衰微的周王室无法发兵讨伐，只能披着最后一层遮羞布承认了这些诸侯国王的合法身份罢了。
既然他们可以由“公”称“王”，难道手下的贵族没有同样的想法吗？若是没有的话，晋国就不会被韩魏赵三家瓜分，齐国就不会被田氏所取代了。
上有行，下必效，不外乎如此。
所以，这些国内的贵族最恐惧的是什么？一者，是削权。二者，就是削去子孙未来的传承。
如果传承断了，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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