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天一大堆人跟着喊林少爷，都对我极好的……”父亲总是这麽回忆，然后轻轻地叹一口气，望着梳妆镜前奶奶的嫁妆发呆。
一九五二年土地改革，许多地主挨批|斗，甚至有一些地主被枪毙。但我爷爷是个好人，乐善好施，修桥铺路，人们都摸着一颗良心，没有去惹爷爷。
土地改革以后，爷爷的耕地几乎被削割没了，但依旧留下来了一小片自留地。那一片自留地是最肥沃的，风水也好。我们家人都不会种地，有的贫农想多做些活补贴家用，还回来找我爷爷，帮他做短工。
虽然家境不如以前，但依旧很安逸。没成想，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就在这麽短的几十年里，爷爷就从“老爷”变成了“地富反坏右”。
再说我的父母，他们都读过书，父亲是机械工程师，母亲曾经留洋学医，回来当了一名妇科大夫。这样的背景，这样的家产，自然就使我们家落入了文|革的漩涡。
下面就该正式讲述我的故事了。
我记事儿比较晚，而且忘性大，六岁的记忆就已经很早了。
那是一九六六年的五月，春末夏初，在一个昏沉的夜晚，我和父母吃过了晚饭，一直枯坐着，爷爷奶奶去东边房间里休息了，偶尔传来一声爷爷的干咳，房间里一片朦胧的深蓝色。
不知道过了多久，母亲没有去开电灯，而是划亮火柴去点那盏收藏的油灯。火光忽闪忽闪的，母亲点了好几次都没点着。她一口气吹灭火星，幽幽地说：“最近老是觉着哪里不舒坦，没准儿有甚麽事儿。”那语气，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抱怨甚麽。我一瞬间觉得气氛诡谲无比。
当时爷爷奶奶都得着大病，他们的身体状况都很不乐观，置办的产业又很难立足，我们家的情况虽然还算富足，但比起以前，真的是人间天上。
“咱妈那个病，按照那位老中医说的，冲点观音土试试？”父亲低沉的嗓音响起，“我看那病悬得很，明明查不出甚麽，妈却难受得死去活来的。”
“别。那个没用。”
“万一有点儿用哩？”
“你死了那条心罢！”母亲的声音里透着一点威严，“不会有用的。”
“那要不明天我去老庙前面找个黑瞎子给算算，看能不能挺过今年？”
母亲猛拍一下桌子，却尽力地压制着声音：“那管个屁用，我学医的我不知道？她老太太了有个毛病不很正常的……我跟你说——”
父亲制止住了母亲，说：“我知道了，你别让他们听见。”
母亲便不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电灯才被打开，房间里大放光明。我正眯缝着眼睛适应亮光，就觉得脑门子被拍了一下。“小孩子瞎听甚麽？我还以为你出去野了呢……”母亲叉着腰，装作威严地说，“起来，别在炕上坐着，我缝缝被子。”
我突然心情大好，心说刚才是因为气氛太压抑，我才不敢挪窝的。我从炕上窜下来，几步就跑到屋外头去了。
此时外头已经半黑了，我在家门口的青砖路上撒着欢儿，一边跑一边大声喊：“吃牛奶，喝面包，夹着火车上皮包。出门看见人咬狗，拿起狗来打砖头！”
没人应我。
我又大声喊：“哥们儿哥们儿够意思，咱俩去买那焦栗子，你吃皮儿，我吃瓤儿，哥们儿哥们儿够意思！”
这时间壁的王姨端着饭碗打开大门，后面跟着“王钩得儿”也端着饭碗。
“俺还没吃完饭哩，”他一边飞快地扒饭一边冲我喊，“待会儿我找你，你先自个儿玩罢，晚上我去看我的小妹妹去！”
“王耕耘他小姨生了个胖闺女。”王姨笑着对我解释。我“噢”了一声就没趣地走开了。
“王钩得儿”的大名叫“王耕耘”，和我同岁。还记得我们刚搬到这栋大宅子里，我们第一次见面，我被母亲收拾得利利落落，而他衣衫不整，满脸是泥和汗，正吮吸着大拇指，瞪着圆溜溜的眼睛好奇地看我。
我装作小大人似的问他：“你叫甚麽名字？”
“王钩得儿！”他一下子把大拇指从嘴里伸出来，很硬气地说。
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就介绍自己：“我叫林庆华……”
后来我才知道，“王钩得儿”原来是“王耕耘”，他小时候嘴一直很笨很笨，只有王姨能句句都听懂他的话。在我看来，他有好多发不清晰的字似乎是因为他懒得动嘴。之后，我俩成了朋友，我平时就叫他“王钩得儿”，只有装作严肃的时候叫他“王耕耘”。
王叔叔在我爷爷的地里打过长年，也打过短工，是一个看似宽厚、实际很精明的汉子。每次见到我，他都把粗糙的大手放在我的头上，让我有种心安的感觉。父亲的手掌也很大，但他从未有过这样的动作。
但有一次我从村东头儿回来，路过我们家种黄豆的耕地，就看见王叔叔站在磨盘前，把甚麽暖黄色的东西往自己的破口袋里装着，他的眼神有些贪，有一些我说不出的东西。
我这个人比较小气，尽管我也觉得自己有些不地道，但还是飞快地跑回家去告诉了爷爷。爷爷摆摆手，似乎有些忧愁：“随他去，别人占点便宜也无妨。他们家是太苦了。”
爷爷虽然是地主，但并不像别人想象的那麽坏。甚至他很善良。
有一天晚上，王钩得儿被父母逼着，要去寻找他们家丢了的大公鸡，哆哆嗦嗦地跑到我们家来。爷爷安慰他不要怕，还把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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